1+6”預熱G20 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

擺在釣魚台芳華苑的那張圓桌，對於全球經濟而言已堪稱“舉足輕重”。因為圍坐在該圓桌周圍對話的，是中國總理李克強和6大國際經濟金融機構的“頭號人物”。

7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京同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ILO）總干事萊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裡亞、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舉行“1+6”圓桌對話會。與會各方重點圍繞“全球經濟形勢和挑戰”以及“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增長新動能”兩大議題進行了充分討論。

當前，全球經濟依舊復蘇乏力，增長動力仍顯不足，其主要原因包括哪些方面？作為今年G20峰會的東道國，中國在本次會議上取得了怎樣的收獲？與之前德法兩國參與的“1+5”機制不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的首次加入又釋放出何種信號？圍繞以上問題，《中國發展觀察》約請了多位業內專家進行解讀與前瞻。

中國攜手全球經濟治理支柱 探討解困出路

在經過20年左右的高速發展之后，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都在2008年后進入一個收縮周期。而圍繞如何擺脫危機，我們看到，世界各國做了大量探索。

美國在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積極推動TPP、TTIP談判，其本質就是努力擴張市場規模，為其強大的金融和實業資本尋找出路。這是過去30多年各國走過的“老路”。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中，見效最快、進展最大的，就是日元大幅貶值和巨額財政刺激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鄰為壑”、以貨幣貶值刺激產品出口的政策。還有一些國家，在世界銀行、OECD等國際組織的倡導下，積極探索促進包容性增長、著力提高居民幸福指數，試圖趟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2008年以來，我國應對危機的實踐充分表明，單純依靠需求刺激，會使政府效率低下的問題更加突出﹔而單純依靠供給側改革，則難以緩解收入差距拉大、內需不足的瓶頸約束。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的內在弊端，使其都不足以引領中國經濟攀上新的高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俊偉近日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要實現向高收入國家邁進，迫切需要做出系統的政策調整。

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過去幾年的危機處理雖然避免了全球經濟的劇烈震蕩，但始終未能解決其中的根本問題。相反，一些危機處理措施正在引發新的危機，包括各國所普遍採取的刺激性貨幣和財政政策，都帶來一定的副作用。

對於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醒塵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是國際貿易連續多年低位增長，且增速逐年下滑，實際已陷入停滯﹔二是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日趨突出，表現在國與國之間，也表現在個人貧富差距上﹔三是中東等地緣沖突產生了系列嚴重后果，已波及部分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形勢產生深遠影響。

“而英國脫歐事件更是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平添了一份復雜性。”張俊偉表示，英國以移民問題為藉口脫歐，其真實目的是為了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從長期看，這對英國是有利的，因此，雖然英鎊匯率、英國股市在脫歐公投后一度大跌，但股市很快便恢復。正如索羅斯所指出，英國的成功很可能會刺激其他國家脫離歐盟，從而使歐盟面臨崩盤的危險。這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都是一種倒退。英國脫歐，將刺激各國採取更加自利的政策導向（正如日本通過日元大幅貶值以刺激需求一樣），這就增加了國際金融、商品市場的動蕩和風險，從總體看對全球經濟恢復是不利的。在“大蕭條”期間，各國為了自身利益，大打貿易戰，導致國際貿易中斷，阻礙了經濟復蘇。

“慘痛的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這也是當年成立G20的主要初衷。英國脫歐增加了G20國際協調的難度，也從另一個側面凸顯了G20的意義和價值。”張俊偉強調。

資料顯示，G20成員的經濟總量佔全球85%，人口佔2/3，囊括了全球有影響力的主要經濟體。當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大。全球貿易預警組織警告，世界貿易自2015年初以來已陷入停滯，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是重要原因。同時，國際金融體系風險還在積累，結構性挑戰突出，債務可持續性仍是關鍵問題﹔全球就業壓力在逐步增大。

應對此種嚴峻形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近日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時指出，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世界主要大國以及國際經濟組織要加強綜合研究，盡快形成新的全球共識，共同制定應對之策，要使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視野和關切。“毫無疑問，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積極支持者和領導者之一。作為今年G20的主席國，此次圓桌會議表明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擔當領導者的角色，作為一個全球大國‘先天下之憂而憂’。以中國智慧為引領，攜手六大全球經濟治理支柱，凝聚共識，探討化解全球經濟之困的出路。”

張俊偉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他特別強調，借助“1+6”圓桌會、G20會議與主要國際機構開展深入溝通與交流，對中國來講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廣泛共識的達成，意味著這些主要國際機構所秉持的先進理念、積累的良好做法被中國政府廣泛認可，這對於我們拓寬破解當前發展難題的思路，加快推進改革的步伐，盡快建立包容共享和諧創新的發展新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推進合作、與鄰為善” 加強國際貿易戰略協調

國際貿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全球化以及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是促進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條件，在全球貿易放緩時期則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經濟總量居全球第二，佔世界的15.5%，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5%，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業內專家認為，如今，中國發展的示范效應和帶動能力正在增強，中國發展理念和政策取向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

鄭醒塵直言，此次“1+6”圓桌對話是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面臨新挑戰的背景下召開的，當前全球貿易保護措施不斷增多，就業和社會差距難以彌合，全球勞動生產率也存在下滑趨勢，但結構性改革知易行難，國際政策協調顯得尤為關鍵。

屠新泉對此表示贊同。他表示，此次“1+6”圓桌會議作為全球治理的一種新探索，展現了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高度責任感，此種直接對話也有助於國際經濟組織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經濟政策。

“在當前全球貿易放緩的背景下，國際經濟組織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 屠新泉建議，通過此次會議，今后尤其是IMF、WTO、ILO之間應該開展聯合研究，對經濟全球化與國家間發展差距和國內社會分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更加系統、全面、科學的研究，澄清當前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主義的錯誤認識，同時，要為經濟全球化找到更加有力的支持証據。在此基礎上，提出全球經濟治理如何在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同時，有效縮小資本和勞動收益的差距、化解社會分化給全球化帶來的阻力。

一直以來，中國從打造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以“一帶一路”倡議為載體，推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共贏，也是促進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促進包容性增長的有效渠道，並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

“推進全球合作、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鄭醒塵呼吁，希望發達國家，尤其是處於優勢地位的大國，今后能從更大的歷史視野考慮自身利益，在共同發展過程中增進自身利益，以實現共贏。

從“1+5”到“1+6” 中國成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踐行者

記者梳理發現，此前，世界范圍內較常出現的對話機制是“1+5”模式，即一國領導人與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舉行的對話。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一直是這一對話機制的擁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默克爾幾乎每年都會與5大國際組織負責人進行對話，議題從穩定歐元直至挽救日益衰退的全球經濟。

法國總統奧朗德曾在2012年同上述5大國際組織負責人見面。彼時，歐洲經濟正處於不確定之中，給世界經濟蒙上陰影。而奧朗德則上任剛剛半年，正在大力呼吁以增長帶動增長的新救助理念。奧朗德借助此次會談，進一步表明了法國經濟振興的決心。

此次中國接棒德法，專家認為，這表明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承擔的角色愈發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與之前的“1+5”機制不同，此次對話的圓桌前，新增加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

張俊偉認為，邀請FSB主席卡尼參加此次“1+6”圓桌會，表明了G20更加注重國際金融協調的基本立場。自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各國圍繞完善宏觀調控、推進可持續發展，均做了大量探索。其中一個突出趨勢就是把金融市場的運行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框架。而從中國角度看，則意味著宏觀經濟調控更加注重結構優化和總量擴張的統一，更加注重內需和外需的統一，更加注重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的統一。

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最早是出於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需要而成立的，職能包括評估全球金融系統、促進各國監管機構信息溝通、制訂跨國界風險管理應急預案等。

鄭醒塵在採訪中強調，FSB對於防范化解國際金融風險、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邀請FSB主席參與圓桌對話反映出中國對全球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協調的高度重視。

事實上，德法兩國也高度重視國際金融監管協調。歐盟成員之間金融穩定協調通過歐央行和歐盟委員會渠道進行，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歐央行行長德拉吉的會晤更是十分頻繁。

這次“1+6”圓桌對話形成的共識是，全球金融體系仍然面臨較大風險，需要及時全面地落實改革措施。中國一方面期待金融穩定委員會總結出穩定金融體系的國際經驗，另一方面積極支持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識別新型風險、促進國際合作。鄭醒塵認為，這也意味著中國將成為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積極實踐者、支持者。

“劇透”G20？ “1+6”常態化應謹慎樂觀

此次圓桌對話會上，李克強與六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就“全球經濟形勢和挑戰”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增長新動能”進行充分討論，並在宏觀經濟、結構性改革、創新、貿易投資、勞動就業、可持續發展、國際經濟治理等領域達成了26項具體共識。

其中，有多項共識均涉及到即將召開的G20杭州峰會。很顯然，此時召開的“1+6”對話，客觀上也在為G20杭州峰會進行“話題預熱”。因此，有人用“G20的最強預告片”形容本次圓桌對話會。
對於該圓桌會議模式今后能否成為中國與全球各經濟組織溝通的常態化模式，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的專家給出了不同預期。

屠新泉認為，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會晤，今后我們可以努力促其成為常態化的溝通模式。對中國來說，建立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常態化溝通機制，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探討全球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研究中國在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以及做出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直接地聽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不同意見和建議，更好地學習和借鑒國際經驗，來改進自身工作。

而在張俊偉看來，我國政府和上述國際經濟組織機構已經建立有常態化的溝通和聯系機制，且雙方互動頗多，上述機構的政策主張和政策動向也可以通過既有渠道進入決策層。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如委托OECD就“十三五”規劃開展前期研究等，我國與上述機構的溝通和交流一直以來都十分順暢。“因此，至少在短期看來，將上述圓桌會議常態化、機制化的作用並不大。”

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這次會議的成功舉辦，說明中國可以通過圓桌對話的方式更好地融入國際機制，並有效發揮建設性作用。尤其是通過圓桌對話，中國的發展理念、政策機制與國際社會找到了更多的共同點，這是中國未來更好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良好開端。

鄭醒塵表示，這次“1+6”圓桌對話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也得益於對話機制的平等、自願、合作氛圍，務實、建設性的工作態度使之富有活力。這也為中國與全球各經濟組織的溝通提供了借鑒。（記者 張倪 高妍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