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變局下的中國選擇

7月2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ILO）總干事萊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裡亞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共同舉行了“1+6”圓桌對話會。各方圍繞“全球經濟形勢和挑戰”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增長新動能”兩個議題進行了充分討論，並在宏觀經濟、結構性改革、國際經濟治理等八大領域達成了廣泛共識。

六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負責人與中國總理齊聚一堂，這對中國來說是第一次，對全球來說也是第一次。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脆弱，又遇英國“脫歐”等特殊國際事件，在這一時間節點召開此次會議究竟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在全球貿易持續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形勢下，中國及各國際經濟組織應如何繼續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促進包容性增長？“1+6”圓桌會議模式今后是否有望成為中國與國際組織溝通的常態化模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近日就相關問題接受了《中國發展觀察》專訪。

全球經濟依舊“水深火熱” “1+6”對話恰逢其時

《中國發展觀察》：您對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總體如何判斷？在距離G20杭州峰會僅剩一個多月，又遇英國“脫歐”等特殊國際事件的特殊時刻，選擇召開此次會議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

隆國強：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上仍處在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增長依舊乏力。究其原因，主要源於兩方面因素的疊加：第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仍未真正消除﹔第二，無論是從經濟短周期，還是從未來50年左右的經濟長周期層面看，當前依舊處在經濟增長的下行期。

在此背景下，我們看到，不同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情況亦有所區別。近年來，美國經濟復蘇情勢逐漸趨好。與此同時，一些新興經濟體開始出現分化。具體來看，作為主要依靠內需和工業化來支撐經濟發展的中國和印度，經濟大勢總體平穩。而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由於其出口結構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過去更多地受益於初級產品的高價格，因此，價格的大幅回落不僅使其國際收支出現問題，也使其財政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基於以上原因，全球資本跨境流動進一步加快，這勢必帶來新的風險。事實上，資本的跨境流動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來源，將會影響和沖擊一國匯率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等諸多方面。總體來看，當前全球經濟風險因素仍在積累，經濟形勢依舊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此時間節點，六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負責人與一國領導人齊聚一堂、共商對策，這不僅對中國來說是第一次，對全球來說也是第一次。而且，該六大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經濟事務中均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並各有側重——世界銀行側重於發展問題，IMF和FSB側重於金融穩定，WTO側重於貿易問題，OECD廣泛關注全球問題，ILO側重於勞動與就業等領域。

與此同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如今在全球宏觀經濟、貿易投資領域的影響力正日益提升。尤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發動機”。2015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貢獻率達到30%。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於外部經濟的影響，同時，中國經濟本身也有著很強的外部性和“溢出效應”。中國經濟宏觀政策的調整變化也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世界經濟。這就需要我們更加深入、全面、高效、及時地進行國際經濟政策的溝通與協調。“1+6”會議是在中國與六大國際經濟組織之間召開的高層次對話交流，該對話機制的積極意義正在於對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協調，以提振信心，旨在使國際組織更加准確地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潛力、問題、前景，深入了解中國政策調整的意圖、背景、方向，同時亦有利於中國更好地研判未來世界經濟的走勢。

增長與包容：時代將賦予中國更多使命

《中國發展觀察》：正如WTO總干事阿澤維多所說，當前世界面臨的挑戰除經濟增速下跌外，貿易也是過去30年來最糟糕時期，已連續五年增速低於3%。在此背景下，中國及各國際組織應如何進一步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進包容性增長？

隆國強：國際貿易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到“發動機”的關鍵性作用，有力推動各國經濟增長，特別是推動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好地利用外部資源（包括技術、資金、人才等）和外部市場，來推進工業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分工逐步深化的一大動力和表象在於貿易增速大於GDP增速。然而，近年來，已連續五年出現貿易低速增長甚至低於GDP增速的情況，個中原因十分復雜。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總體需求不振直接影響到貿易領域。其次，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但客觀來看，貿易保護主義目前尚未“脫軌”，沒有出現明顯與WTO規則相沖突的現象，也並未出現大規模的諸如反傾銷、反補貼等，以貿易救濟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的問題。第三，投資尤其是跨境投資對貿易的替代。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十分復雜，二者既相互促進，又具有替代效應。

對於今后中國及各國際組織應如何作為，首先應達成共識，進一步堅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決心，這就需要進行國際協調。例如，2013年12月7日WTO達成的首個全球貿易協定——巴厘島協定，對於貿易便利化已然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與此同時，在多邊平台談判領域目前卻進展緩慢，而各種各樣的區域貿易安排層出不窮，增量驚人。這亦成為現階段全球貿易領域一個新現象，更將是今后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新平台。

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趨勢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提高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大江東去，或將經歷曲折，但相信，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最終仍將以不同方式得以不斷深化與發展。

《中國發展觀察》：與之前德法兩國參與的“1+5”機制有所不同，此次對話新增加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席卡尼。在您看來，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加入釋放出了什麼信號？“1+6”圓桌會議模式今后是否會成為中國與國際經濟組織溝通的常態化模式？

隆國強：金融穩定在當前全球經濟領域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然而我們看到，當前全球金融總體並不穩定，大國間的宏觀政策缺乏協調，匯率劇烈波動以及資本無序流動，歐洲銀行體系近期亦開始出現問題。

在此背景下，作為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先維穩、再求進”。誠如李克強總理在圓桌會議上所言，“中國把自己的事辦好，保持合理的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巨大的貢獻。”當前，我們首先要防止出現新的金融風險，要守住可能出現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與此同時，也更加需要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攜手致力於防范新的金融風險，通過改進全球金融監管、加強信息共享等手段，以保証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此前，世界范圍內較常出現的對話機制是“1+5”，此次對話新加入了FSB主席卡尼，這在一定意義上也表明了中國今后將在維護國際金融穩定方面肩負起更多責任與使命。

至於此次“1+6”圓桌對話會模式今后能否成為中國與全球各經濟組織溝通的常態化模式，我個人持謹慎態度。因為本次“1+6”圓桌對話會在全球范圍內尚屬首次，其並非G20的常態化組成部分，從過去G20峰會運行經驗來看，此前也並沒有慣例性地召開東道國元首與幾大國際經濟組織的對話會議。當然，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會晤，今后我們可以努力將其往常態化溝通模式上去促成。但事實是，國際六大經濟組織很希望通過對話形式來促進相互溝通和理解。假設，今后某年的東道國是一個對全球經濟影響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六大國際經濟組織是否還會有如此濃烈的集中對話興趣？我們不得而知。

在轉型發展中應對全球化的新挑戰

《中國發展觀察》：今后，中國應怎樣在這八大領域同國際經濟組織加強合作、溝通協調？在全球貿易持續低迷，以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應如何轉型？又將面臨哪些挑戰？

隆國強：隨著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入，我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我國與國際經濟組織的對話交流也越來越頻繁，溝通亦越來越深入。比如，我國與世界銀行的交流溝通，過去我國主要從世行貸款，以及在改革過程中吸取其先進經驗，如今我國則進一步加強了與其在宏觀政策層面的機制性對話。例如，《2030年的中國》就是由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世界銀行行長聯合商定，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開展聯合研究的報告。該成果對於全球進一步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改革開放發展以來的歷程、中國經濟到2030年增長的前景等方面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響力巨大。據說其已成為世界銀行的Working Paper中下載量最大的一份報告。由此可見，如今我國與世界銀行的合作與交流正愈來愈深入。

再比如，我國與OECD的溝通交流。我國不是OECD的成員。過去，我國更多地是與OECD就宏觀政策、國有企業等領域進行對話。從2015年開始，經國務院批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代表中國加入OECD發展中心。通過這種機制性的安排，今后我國與OECD的合作勢必將更加深入。

過去多年中，我國與多個國際經濟組織已經成功建立起大量的合作與交流機制。同時，在此過程中也反映出一些問題。首先是缺乏統籌。現在很多行政部門、智庫等都在與國際組織進行協調交流。未來，我國內部迫切需要進一步增強協調，克服對外溝通協調的碎片化。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之一。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的改革任務。因此，今后國內必須加快研究，逐步完善對內對外的政策協調機制。

誠然，全球化既會帶來經濟增長、國際交流等益處，同時也伴隨著一些新的挑戰，比如跨境犯罪、非法移民、信息安全、傳染病的跨境傳染。全球化的益處不言而喻，如促進經濟增長、貿易增長，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物質、文化、服務等。我們首先要看清楚全球化的方向。現今的確出現了一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政策措施。比如英國“脫歐”就是一次標志性事件。這次事件也反映出公眾對全球化進程中的益處與挑戰的判斷。但總體來看，全球化是利大於弊的。在此情況下，一方面要考慮如何讓全球化帶來的益處更好地發揮出來，這就需要通過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充分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另一方面，對於如何減少全球化帶來的弊端，可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減少跨境犯罪。此次英國選擇退出歐盟，某種程度上也正是為了減少自由化帶來的移民沖擊。

作為中國，今后同樣要積極應對新挑戰，努力抓住新機遇。在我看來，今后中國經濟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將要面臨以下幾點新挑戰：

第一，比較優勢的轉換。過去我們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現在隨著人口紅利的轉化，比較優勢也在轉變，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升級競爭力，來推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更好地升級。這其中包括幾項重要任務：一是傳統優勢要轉型升級。過去依靠低成本，如今則要通過技術、品牌、質量、服務來提升傳統優勢。二是資本技術密集領域總體並沒有參與到全球競爭中去，今后應通過國內改革，重點提升此類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三是新技術革命帶來了新經濟、新能源、信息技術等很多新經濟活動，我們應抓住機遇，在全球范圍內搶得一席之地。四是服務。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在全球來看有一個反差，即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其實已經超過了貨物貿易的增長速度。所以，中國須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來提升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全球新一輪經貿規則的構造。當前，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為代表的新的全球經貿規則正在制定中。而這一新規則對中國而言，短期來看挑戰較大。要從容應對這些新挑戰的根本之道就是深化國內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增強國內產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新技術革命的演進。個人認為，新技術革命將帶來的機遇大於挑戰。因此，我們要積極擁抱新技術。國家已提出《中國制造2025》以及“互聯網+”行動等戰略規劃，今后應將這些國家戰略切實落到實處，同時不斷地關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進展，採取多方面措施抓住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今后在戰略層面、政策層面、體制層面、開放層面，都需要出台新的舉措，促進轉型發展，從而更好地抓住新機遇，應對新挑戰。（記者 張倪 高妍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