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多元主義民主的理論與現實困境

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作為上個世紀后半期得以興起的一種理論，繼承了歷史上西方各種民主理論的思想。啟蒙時期的理論家推崇的民主形式是直接民主，主張以理想主義的直接民主形式來組織國家的政治生活，盧梭是其主要代表﹔然而，現代大規模民族國家的各種條件限制，使得現實中隻能採用間接民主的形式，在這種民主形式中，選舉程序是民主實現的核心環節﹔然而，選舉是一種人頭政治，本身會帶來多數壓迫少數的“多數暴政”。精英主義民主認為，民主就是通過選舉過程產生少數作決定的統治者。民主理論發展到精英主義民主，似乎已經形成了對民主的原本意義“人民的統治”的否定，面臨著難以超越的理論困境。多元主義民主理論的話語體系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困境而產生的。

多元主義民主是對之前各種民主理論的總結與折中，其理論的中心是所謂的 “多重少數人的統治”的民主模式。一方面，這種模式並不否認精英民主所聲稱的選舉民主運行的最終結果避免不了精英統治的結局﹔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精英政治與多數政治並不矛盾，“多元精英民主”既能夠在少數人權利的基礎上避免多數人暴政，又能夠在多重“少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相互討價還價的過程中阻止少數人暴政。

在多元主義民主理論的話語中，社會組織是一個關鍵詞匯。要實現這樣一種“多重少數人的統治”，關鍵的一環就是要使眾多發達的社會組織介入到民主運行之中。因為組織不僅是各類“少數人統治”的載體，而且是實現多元政治的前提。多元主義民主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社會組織有效參與政治過程，來實現社會對少數掌握權力的決策者的制約，同時，眾多組織之間的多重競爭，又是避免多數暴政的一個關鍵制度構成。多元主義民主所聲稱的“以社會制約權力”的社會制衡思想，既反映了對傳統民主理論的綜合，又反映了當代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現實。然而，多元主義民主理論試圖從組織這一核心話語，來發展民主理論這一嘗試，也使其自身陷入了難以避免的困境當中。這些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中的平等悖論

在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中，為了保証公民的平等參與，自治的組織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途徑。因為在規模較大的國家中，單一的個人參與政治的影響度和表決力是微乎其微的。而組織本身可形成一種資源，它可以把相同利益或相同旨趣的個人聚集起來，可以代表這些個人在社會上與其他組織相互角逐，針對各種方案討價還價，從而最終實現個人的目標。因此，多元主義民主本質上是多元利益集團競爭政策制定的過程，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發達的利益集團體系的基礎之上的。

作為多元民主運作的載體，利益集團是人們為追求某種共同利益或某種特殊目標而結合在一起的組織，它們圍繞自身成員的共同利益對政府施加影響，因而也稱為壓力集團或院外集團。

美國是多元主義民主理論的現實原型，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利益集團的發達﹔另一方面，美國分散而且各個部分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也為利益集團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在某種程度上，多元主義民主正是靠著政府體制的分散性這個特點而運轉的。聯邦和州的分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可以使利益集團活動於國家各部分的縫隙之間，使得政治決策的過程演變為相關利益集團的活動過程。

在多元主義民主的話語中，社會集團參與政治的過程是“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種過程能夠避免政治決策操縱在個別精英手中所造成的不平等，從而形成一種“多頭政體”，而不是寡頭政體。

然而，盡管理論上多元主義民主可以更好地保障平等，但是不平等仍然會不可避免地產生。

一方面，社會組織是多樣化的，每一個組織在參與政治時的資源和能力並不對等，因而，雖然社會上是以同一游戲規則應用到不同的組織身上，但是還是會出現眾多事實上的不平等。由此，多元民主過程的運行，對每個自治組織實施的是“形式上的平等”，但實際上每個組織得到的卻是“事實上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自我強化，並且這些不平等會在既得利益組織保守力量的作用下被維持下來。利益集團在最初追求自身利益時往往會運用現代性的話語，如平等、公正等進行激進的抗爭，然而，當它形成自己一定的既得利益時，就會變得保守起來。尤其，當既得利益集團面臨激進的社會結構改革時，他們會想盡辦法去阻止其他集團進行可能嚴重損害其既得利益的改革。正如多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所言：“即使存在多頭政體的制度保証，並且國家政治制度十分民主，組織的多元主義也是與廣泛的不平等始終並存的。”（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自治與控制》，周軍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頁）

二、對階級話語的遮蔽模糊了多元主義民主理論的本質

在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中，雖然也承認民主國家中階級分化和兩極分化的存在，但階級分化與階級沖突的重要性被淡化了。正如羅伯特·達爾聲稱的，由階級分化而產生的政治兩極分化很少出現在多元主義民主國家。主要原因在於組織的多樣化，人們可能同時參加不同的組織，從而使各種分化交織在一起。而且，由於工人內部的分化，如不同行業之間、同一行業的不同職業等級之間都高度分化，人們的政治觀念也越來越不受階級意識的影響。同時，由於普選程序的存在，主要的政黨都是跨階級的，政黨政策必須迎合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庸政策與意識形態，因而不同階級的人群可以聚集在同一政策目標之下。因而，羅伯特·達爾斷言，在實現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國家，由階級分化引起的政治沖突，其后果通常是溫和而非緊張的。（同上書，第57頁）

然而，近年來，歐美國家社會運動的再度高漲表明，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並不能消解階級分化與階級沖突的現實。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民主之春”運動都表明，在多元民主的運作中，階級分化和階級意識仍然佔據著現代政治沖突的核心地位。而且，事實上，多元主義民主以利益集團作為維持現代民主體制的支柱，這使得國家權力最終落入極少數精英手中。美國學者托馬斯·戴伊對美國權勢人物的研究表明，在5000個最重要的職位中，大約4000人對各種社會機構行使正式的權力。全國在工業、金融、公用事業、保險、新聞、基金會、教育、律師事務所、民間組織、文化團體等方面的資財，大約一半由這些機構控制。（參見托馬斯·戴伊：《誰掌管美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多元主義民主的運作模式，事實上成了政治和經濟寡頭壟斷國家權力的幕布。盡管多元主義理論家們也認識到了這些弊端的嚴重性，但這些弊端並不能在多元主義民主的框架之內得以消除。

三、多元主義民主體系中的公民意識扭曲

多元主義民主在運行的過程中，組織的多元化與利益的多元化是互為因果、互相強化的。作為誘因，公民利益的多樣化促成了組織多元主義，反過來，組織多元主義形成之后，又會強化不同形式的公民意識。因為組織“不僅僅是接收和發送其成員利益和信號的中轉站，組織會增強這些信號並產生新的信號”。“組織多元主義一般都與利益多元性同時存在”，而且“組織多元主義與利益多元性之間的這種關系就意味著，創造了其中的一個，必然也會創造另外一個。”（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自治與控制》，周軍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頁）

這在現實中經常產生各式各樣的沖突。這些沖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組織內部的沖突。一方面，盡管個體是因為共同的利益取向加入某一組織的，但是個體的偏好和需要是多種多樣的，且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為了實現組織的共同利益，組織會採取各種手段來加強成員之間的團結，糾正成員的偏差行為，強化組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在這種團結或糾正的過程中，公民意識就有可能消極或積極地發生轉變，甚至扭曲。同時，組織的負責人也存在維護或謀取自身或小團體利益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其他成員的公民意識也會受到壓制和扭曲。另一類是組織外部的沖突。各個社會組織都是某種特殊利益的代表，因而，在現實的運作中，各個組織並不是把為公眾謀利益放在第一位或優先位置。組織很少有動機去考慮它們的行動給他人造成的影響，而且至少在短期內，組織可能把成本轉嫁給未參與談判過程的其他人。多元主義民主的運作使得組織往往不惜犧牲公共利益來促進組織利己主義的增強。

四、多元主義民主運行中對公共議程的異化

由於多元主義民主過程是依賴利益集團而運作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公共議程扭曲的現象。公共議程關系到政府會對哪些問題採取行動、何時何地採取行動、採取什麼行動，其設定則涉及復雜的集團利益，因而，哪些政策選項會出現在政治議程上，哪些會被過濾掉，很少是依據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和緊迫性，而是復雜的利益博弈的結果。這樣，公共議程就必然被異化。正如美國學者拉雷·N·格斯頓所指出的：“議程的建構是經過精心組織的任務。”（拉雷·N·格斯頓：《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朱子文譯，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頁）羅伯特·達爾也指出：“通過某些方式，組織化多元主義有利於導致歪曲的公共議程。”（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自治與控制》，周軍華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公共議程的歪曲主要是由以下兩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存在大小差異。不平等的資源讓組織固化了不正義，決定了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主導公共議程能力的差異。由於利益集團都致力於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這些特殊利益並不總是能夠將短期收益與長期收益、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些集團是在追求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最大化。而當這樣的一些組織能夠影響甚至左右到公共議程的設定時，必然會使得公共議程出現偏差，偏離社會的長遠目標和普遍利益。這種公共議程的異化也表明，多元主義民主理論所認為的以社會權力制約國家權力，最終將演變成失去有效控制的特殊利益，凌駕於社會共同利益之上。

多元主義民主理論本質上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高度發展的產物，是西方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過程在政治理論中的反映。不過，這種包含著諸多缺陷的民主模式並不契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實際情況，也並非廣大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然而，正如美國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所表明的，用一種絕對的觀點來輸出西式民主理論的觀念大有人在。西方民主“普世主義”者聲稱，人類社會漸漸趨向“均質化”，所有追求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均越來越相似，因而西式民主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西式民主體制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和“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這些觀點基本上是以西方社會為樣板的，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傾向，而對地球上更多人口所處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態勢，並沒有給予充分的考慮。

事實上，西方國家多年來意識形態輸出的結果，一方面在一些社會條件迥然不同的國家促成了盲目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引入，並由此帶來了這些國家的動蕩與倒退，近年來中東、北非一些國家顏色革命之后的狀況即表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西式民主觀念的入侵激起了許多反西方的思潮與行動，如各種原教旨主義就表達了這種不滿與怨憤。（作者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