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中國有巨大潛力躍升高收入國家

　　2015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8000美元，要跨入人均1.2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尚需要邁上一個大台階。從國際經驗來看，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台階，不少國家在這一台階前徘徊多年也未能跨上去。我國能不能順利跨越這道門檻，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考驗。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聚焦於三項重大改革，釋放三方面的巨大潛力，形成三大經濟增長引擎，足以驅動中國在2022年左右躍升為高收入國家。

　　推動城鄉一體 破除認識誤區

　　分析正反兩方面經驗，所有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都是在基本消除城鄉發展差距之后﹔而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城鄉差距大是其顯著特征。韓國在40多年工業化過程中，城鄉收入比始終保持在1︰0.9左右，這得益於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成功實施了新農村建設運動，而且韓國農民通過出讓土地分享到了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財產性收入。

　　我國目前城鄉收入比為2.7︰1，城鄉二元結構特征明顯。這既是跨入高收入國家的主要障礙，也是當前經濟增長的主要潛力所在。造成城鄉發展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城鄉居民財產權和戶籍權益不平等，制約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的房地產已經商品化，但農民的房地產仍然非商品化，使農民分享不到城市化過程中不動產增值的收益。另外，農民工盡管為其所在城市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農村戶籍使其分享不到附加在城市戶籍上的各種公共服務。二是城鄉市場之間存在的政策壁壘，嚴重阻礙了生產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的勞動力、資金、土地等可以源源不斷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資本、人才、技術流不進農村。三是政府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在城市。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管理體制有了重大突破，允許其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粗略計算，僅承包地的經營權轉讓，每年可獲得轉讓費1萬多億元﹔宅基地的總價值達50多萬億元。若以這“三塊地”為質押，在“十三五”期間撬動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20萬億元，投入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在城市資本堰塞湖上炸開一道缺口，必將產生瀑布效應。耕地經營權的流轉有助於發展集約化、現代化農業，對農業機械等農用生產資料提出更多需求，並能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從事農業經營，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民真正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新農村建設將改變農村生活條件和生態環境，使農村變得比城市更宜居、更漂亮，並將為建材、家電、汽車等提供新的巨大市場。而農民工市民化將使農民工和留守農村的兒童、婦女、老人共4億人實現全家團圓夢，並對城市建設和服務業發展帶來巨大需求。

　　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關鍵是要破除一些認識誤區。農村土地實行所有權與用益物權分離，允許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不是對土地公有制的否定，而是對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方式的完善。通過所有權與用益物權分離，土地成為可交換、整合的生產要素，才能實現與市場經濟對接，發揮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土地流轉有一個用途管制問題，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必須依法合規。國務院今年2月印發的關於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全面實現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挂鉤的政策”，是對三中全會精神的具體落實。實際上，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借鑒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經驗。長期以來，農村土地非商品化，已經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發展。三中全會指明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實。

　　重慶市去年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名列第一。重慶以西部山區的困難條件，何以領跑全國？部分原因在於連續七年實行城鄉一體化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增長潛力。近幾年，重慶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是最高的。通過建立全市統一的地票市場，使退出宅基地的農民分享到重慶市區的級差地租，獲得一筆可觀的財產性收入。通過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等於送給每一個進城落戶的農民10萬元“安家費”和5件“新衣服”，包括享受市民的醫療、養老、住房保障、子女入學入托政策和城市居民所有的公共服務。這些如能在全國推廣，必將為整個國民經濟注入巨大活力，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舉措。

　　完善投資體制 增加公共產品

　　目前，我國生產資料和個人消費資料幾乎全部處於產能過剩狀態，唯有公共產品包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包括環境、交通、市政、教育、醫療、養老、信息、文化等，遠遠滿足不了廣大居民的需要。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是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財政投資。財力不足導致發展滯后，農村的發展更落后於城市。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快投資體制改革，推行政府與企業合作模式，通過政策設計，使投資公共產品能夠獲得合理回報，並通過公開招標，挑選有資質的企業承擔建設、經營任務。在具體方式上，可以有多種選擇，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建設-轉讓”（BT）等。採用這種模式，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停車難、看病難、入托難、進敬老院難，以及垃圾、污水處理等問題，就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此外，抓緊建設覆蓋全國的高鐵網、城市群內部和市區郊區之間的軌道交通網，建設覆蓋城鄉的新一代互聯網，將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如何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為一大支柱產業，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大任務。這就要把環境治理培育為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為此，要真正落實“誰污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政府要制定統一的污染物排放標准，並嚴格監督執行，使所有企業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改變治理污染的企業吃虧、弄虛作假的企業賺錢的狀態。應當看到，目前治理各種污染物的技術和裝備都是成熟的，大部分立足國內即可解決，需要的只是一定的成本和認真的態度。通過上述供給側體制改革，激發投資活力，優化投資結構，不僅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而且對近期穩增長和長期持續發展，進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推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必須有多個部門協調配合。優選建設項目是規劃和行業主管部門的職責，財政需要提供引導資金支持，銀行信貸資金應當跟進，隻有相互配合，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單靠哪一個部門，都是難以完成的。選擇投資主體，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應一視同仁，平等競爭。鼓勵各類所有制企業組建股份制的項目公司，建立強有力的領導指揮機構，承擔投資風險。要堅持過去行之有效的項目業主負責制、招標投標制、施工監理制等，確保工程質量。要加強對PPP項目從建設、經營到資金償還的全過程管理，避免出現違約和債務風險。

　　借鑒美國經驗 狠抓科技創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實現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的轉變。這就必須加大技術研發投入，以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依靠外資公司帶來的技術，是不可能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因為，誰掌握了技術，誰就掌握了利潤的分配權。

　　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之所以長期居於全球科技領先地位，有許多成功經驗。要想在科技創新能力上趕上和超過美國，至少應當在以下五個方面向美國學習：

　　一是美國有充分競爭的市場。企業不創新，就意味著很快會倒閉。所以，美國的企業都把創新作為生存之道。美國大學之間也有激烈競爭。好的大學才能吸引到優質生源，教師的薪酬才能高一些。美國考核大學辦得好壞，主要看對相關產業發展的影響度，即一個學院或一個系在多大程度上帶動了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大學是科技進步的策源地，是創造技術專利的基地，教師站在科技進步的最前沿，培養出的學生也是創新型的。

　　二是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提出一些重大科技工程，政府與企業合作攻克，帶動了世界技術進步。如政府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帶動了航天航空業發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帶動了互聯網的發展﹔最近提出的新能源和再工業化計劃，正在取得進展。

　　三是完善的風險投資體系。包括天使投資、種子基金、創業投資基金（V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納斯達克市場等。在斯坦福大學旁邊，有一個風險投資小鎮，集中了一大批風險投資公司。學校的老師學生有一個創新構想，馬上就會有一批風險投資家圍上來，幫助分析深化研究的路徑、技術工程化和產業化的前景，並提供資金支持。許多創新可能失敗了，但少數成功的創新所帶來的收益遠遠彌補了失敗的損失。

　　四是吸引全球人才。美國通過提供優厚的報酬和良好的研究條件，吸引了全球創新人才。美國的大學用優厚的獎學金吸引全球的尖子生來留學，畢業后挑選優秀者留下工作。我們提出要“擇天下英才而用之”，美國實際上早就是這麼做的。

　　五是軍民融合的工業體系。美國國防部每年有3000億美元以上的軍事科研課題和軍品訂貨，接受課題研究和訂貨的企業，除了滿足軍方需求外，其技術成果可以無償轉為民用，帶動了民用高科技產業發展。我們在科技創新上正處於追趕美國的過程中，認真研究借鑒美國的經驗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繼續強化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令人高興的是，在全球企業按國際專利申請量排名中，華為、中興連續幾年居於前三位。在進入前10名的企業中，中國企業已佔一半左右。應鼓勵企業把更多的利潤用於研發投入，特別是要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對一些高度依賴進口的高科技產品，如芯片、發動機、碳纖維等，應組織產業集群，實施協同攻關，成果共享。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亟待我們解決。改革30多年來，我們通過改革科技體制，努力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然而科技與教育兩張皮的問題尚未破題，主要表現在大學的創新能力薄弱，對產業技術進步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大學每年提交的專利申請量相較之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具有創新能力的師資極度缺乏，教材內容陳舊，向學生大量灌輸早已過時的落后技術和知識﹔大學之間和學校內部缺乏競爭機制，近親繁殖，培養不出拔尖人才和領軍人才﹔學校與風險投資體系、企業之間缺乏緊密聯系機制，人才培養結構與市場需求脫節。因此，改革教育體制，創辦高水平、創新型大學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基礎工程。

　　改革教育體制，首先應建立大學之間和大學內部的競爭機制，建立大學質量的第三方評估制度和大學教授的聘任制，鼓勵社會辦學、中外合作辦學。其次，以優厚待遇從全球選拔具有創新能力的師資。斯坦福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對教師的選拔都極為嚴格，隻有在全球同行評議中被公認為前幾名的學者才予以聘任，寧缺毋濫。這項制度如果全面推行有困難，可先在部分學校實行。第三，建立大學與風險投資的對接機制。完善從天使投資到創業板市場的風險投資體系，實施創新全過程的跟蹤服務。鼓勵大學的教師、學生創造專利等科技成果，並以自己的成果創辦高新技術公司。第四，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都要改變填鴨式、應試型教育為啟發式、創新型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方式﹔同時擴大職業教育比例，重視對學生動手能力的技能培訓﹔還要賦予大學在學科選擇、教師選拔、教學內容、培養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權。

　　【作者簡介】鄭新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參加中央文件、政府工作報告和五年規劃起草工作，2014年被中國《經濟學家周報》評選為上一年度中國十大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