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峰：毛澤東的政治智慧與領導藝術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有三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 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者是統一的，同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三個基本方面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既是政治立場，又是政治觀點﹔既是政治智慧，又是領導藝術。毛澤東出神入化的領導權變藝術離不開實事求是的思想浸潤，爐火純青的領導激勵藝術離不開群眾路線的明確指引，而勇於擔當的領導變革藝術更離不開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撐。

一、實事求是與領導權變藝術

毛澤東最大的政治智慧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堅持實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對教條主義，不能從本本出發﹔另一方要反對主觀主義，不能從個人經驗出發。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共同特點是沒有從客觀出發，沒有從實際出發。從陳獨秀到瞿秋白，從李立山到王明、博古，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大多是迷信書本，迷信蘇聯經驗，這是早期革命失敗的主要根源。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他國經驗神聖化，照搬照抄，用之來指導中國革命，而不顧中國國情和革命階段的具體實際。王明教條主義在黨內佔據領導地位達4年之久，使黨的白區組織幾乎喪失了100%，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90%，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即長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終於結束了王明教條主義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首次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毛澤東把《漢書》中的“修學好德，實事求是”賦予嶄新的現實意義。“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還把實事求是形象地比喻為“有的放矢”。他要求我們要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矢”去射中國革命斗爭的“的”。1945年黨的七大不僅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我黨指導思想，而且確立了實事求是為我黨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認為，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做到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個別到一般，領導者要善於選擇若干典型，包括先進的、中間的和落后的，對其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從許多個別事物中抽象出一般規律，形成指導實際工作的政策。領導者隻有從具體事物中取得實際經驗，才能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抽象認識，進而對其他個別事物進行有效的指導。“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2﹞

第二階段是從一般到個別，領導者必須根據政策的精神，結合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個別地區的工作進行具體指導，做典型實驗，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檢驗和完善原來的政策，再進一步推廣。任何工作任務如果隻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者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它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領導者必須把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后，緊緊地接著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的領導”。﹝3﹞

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在領導工作中就形成了他出神入化的領導權變藝術。權變不是權術，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實事求是的原則性和實際情況的變動性有機結合起來。毛澤東的戰略決策之所以能無往而不勝，關鍵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僅因時而變，因勢而變﹔而且因事而變，因人而變。毛澤東歷來反對不顧實際情況的“硬打”，而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會“打仗”又會“打圈”﹔既要大踏步前進，也要大踏步后退，調動敵人，迂回穿插，機動作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領導權變藝術不僅體現在應變方面，而且還要主動求變。被動中尋求主動，防御中尋求進攻，不利中尋求有利，困難時尋求光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步步緊逼，企圖變中國為其殖民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蔣介石處處妥協，屈辱求和﹔相反，對主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卻步步緊逼、百般刁難。因此，1935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上做出了反蔣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會后，為擴大抗日根據地，實現對日作戰，紅軍在1936年2月17日發布了《東征宣言》，東渡黃河，准備與日軍直接作戰。同時，中共也加強了對全國抗日反蔣運動的領導。“反蔣”即在軍事上打退國民黨的武裝進攻，在政治上揭露蔣介石賣國內戰政策的反動實質，分化國民黨營壘，爭取國民黨內的左派、中間派和地方實力派轉向抗日。可見，“反蔣抗日”政策是中共團結了除國民黨以外的各個階級、階層，對推動抗日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時移勢變。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 一致抗日通電》。通電指出：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通電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已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黨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只是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的開始，要使他徹底從“剿共”內戰轉變到和中共聯合抗日，還需要排除各種障礙與阻力。在這種形勢下，為了盡快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我黨採取了“聯蔣抗日”的新政策。

從1935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到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廬山談話的發表，我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政策先后經歷了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主動權變。“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中共對蔣政策的這一系列變化是由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蔣介石對待革命的立場和態度的變化所決定的。在每一政策的調整過程中，我黨都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從抗日大局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巧妙結合，最終迫使蔣介石走上了聯合抗日的道路。

二、群眾路線與領導激勵藝術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4﹞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黨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決定著黨的事業的成敗。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是毛澤東倡導的最基本的領導方法。毛澤東說，“隻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隻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5﹞整個領導活動的開展和完成，需要領導骨干和普通群眾的雙方的共同努力，隻有雙方在積極性推動下的行為才可以真正實施領導活動並進而實現領導效能。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關鍵是領導者要積極並善於與群眾相結合。領導者在領導與群眾這對矛盾關系中是主要方面，佔據主動地位，領導自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狀況直接關系到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效果。做到領導與群眾相結合，首先需要領導者在領導與群眾的關系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所起的是啟發並激勵群眾的作用，啟發群眾讓其有想法，激勵群眾使其有辦法。

毛澤東“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體現在領導工作中主要是在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兩個方面同時下功夫、做文章，從而形成了他爐火純青的領導激勵藝術。“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提出最吸引群眾的口號是毛澤東激勵藝術的突出特點。學會號召群眾既要了解群眾最迫切需求，更要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最吸引群眾的口號。提出最吸引群眾口號實質上是指在對群眾進行政治宣傳的時候，一方面提出的政治口號要與群眾最迫切需求相結合，口號要充分滿足群眾的利益﹔另一方面要與群眾政治覺悟和文化素質相結合，口號要簡單明了容易為群眾所接受。因此，提出最吸引群眾口號意味著要採取“群眾化”的方式去號召群眾。

毛澤東曾指出，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中國共產黨對土地改革在發動群眾中作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和動態調整的過程，根據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革命任務的變化不斷調整著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通過土地改革政策的變革，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和擁護，更是在廣大農村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土地改革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之一。

不僅給農民群眾利益，而且給農民群眾權利。毛澤東主張把革命性堅定的農民群眾吸收到黨和政府內，甚至讓他們擔任革命的領導工作，以此激發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隻有依靠和信任農民群眾，才能把他們真正激勵起來。隻有把激勵和引導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毛澤東強調黨和政府要幫助農民群眾恢復做人的尊嚴，把農民群眾本該享有的權利如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和結社自由等還之於民。而且，在動員農民群眾時，黨員干部不能把這些權利當作對農民群眾的施舍，而應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農民，引導農民通過政治斗爭打倒地主階級去爭取權利，注意在斗爭中不要代包代辦，而應採取“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政策，也就是說把農民群眾爭取政治解放的主動權交給他們自己。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毛澤東領導激勵藝術的奧妙在於把發動群眾與組織群眾結合起來，把激勵與凝聚結合起來。發動群眾重在激勵鼓舞形成動力，組織群眾重在約束凝聚形成合力。毛澤東強調用民主的方式進行組織群眾和凝聚群眾。毛澤東認為，黨員干部在發動群眾的活動中，必須繼續號召全國同胞加緊團結，並經過民主的方式，將一切分散的意志與力量集中起來。除了爭取最后勝利，不能有第二個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陣線，不能集中在第二個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個能夠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隻有這樣，才能組織群眾，才能集中群眾的力量。

三、獨立自主與領導變革藝術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必然結論。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6﹞

統一戰線是毛澤東在延安提出的三大法寶之一，它的精髓是獨立自主，離開了獨自自主就談不上統一戰線和黨的領導。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以此指導統一戰線工作。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為了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但在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我們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這個基礎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了這個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線，這樣的合作就變成無原則的行動，就是投降主義的表現了。因此，毛澤東認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7﹞ 統一戰線的建立需要互相幫助和互相讓步，但這種幫助和讓步必須是積極的，即是有利於統一戰線的，否則就是投降主義。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游擊戰和運動戰。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並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証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8﹞

共產黨人既要有獨立自主的骨氣，又要有自力更生的本領。抗日戰爭時期，面對生活和軍事上的困難，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的奮斗精神去解決吃飯問題、穿衣問題、打仗問題。因此就有了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相反，國民黨隻知道伸手向同盟國要東西，滿心依賴同盟國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圖與計劃。以此而求勝敵，豈非緣木求魚？共產黨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救人者必先自救，他救者必先自救。領導者一定要兼具獨立自主的骨氣和自力更生的本領。隻有骨氣沒有本領就會被餓死、被難死，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思想孕育了他勇於擔當的領導變革藝術，既要及時適應變革，更要主動引領變革，還要善於推動變革朝著既定方向發展。毛澤東領導變革的藝術有兩個亮點，一是創造新世界，二是造就新人，創造新人新世界是毛澤東畢生的追求。

革命理想高於天，毛澤東心中的新世界就是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它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綱領，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有了理想就要敢於為了理想去奮斗。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運動，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與國民黨的合作，參加了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於黨當時還處在幼年時期，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在后期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特別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這次革命在1927年遭到了失敗。

此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情，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逐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和相關的方針政策﹔“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通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創建了新型的人民軍隊，建立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通過延安整風，加強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自身建設。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人民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終於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創造了一個新世界。

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干部，關鍵在干部培養。要創造一個新世界，必須先造就一批新人。為了造就新人，毛澤東特別重視對干部隊伍尤其是領導骨干這個“關鍵少數”的培養。善於通過舉辦各類學校培養各類人才是毛澤東領導變革藝術的點睛之筆。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視農民運動。鑒於農民自由散漫的階級特征，組織農民運動的關鍵是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增強農民的組織意識。這就需要一大批做農民工作的干部和骨干。毛澤東在廣州、武昌等地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招收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區的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和有志於農民運動的進步青年學生，講授農民運動相關課程，並組織軍事訓練，旨在培養組織農民運動的骨干，養成農民運動人才，使之擔負各處地方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尤其是養成堅忍卓絕之農民運動戰斗員。

后來，紅軍抵達陝北不久，日本侵略華北，抗日救國一時成為輿論的焦點和當時革命的主要任務。毛澤東高瞻遠矚，預見到抗日高潮的來臨必然需要一大批干部去做軍事領導工作，於是決定成立紅軍大學。1936年5月14日，在黃河西岸的大相寺親自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會上決定成立紅軍大學，並定名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當時，戰事頻繁，前線很需要軍事干部，一些領導舍不得送干部學習。毛澤東便親自做說服領導的工作：為了抗日，把眼光放遠一點，送優秀干部到紅軍大學去學習。

1936年6月1日，陝北瓦窯堡舊廟堂召開了紅大的開學典禮。在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黨創辦工農紅軍大學，是為了促進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到來。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我們的紅大就是我們自己的‘紅埔’，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即是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9﹞

政治路線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造就新人新民的思想和重視干部教育的領導藝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並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征程。（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中國領導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新領導力與領導科學、政治學與政府治理。）

﹝參考文獻﹞

﹝1﹞﹝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95，309.

﹝2﹞﹝3﹞﹝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7，900，898.

﹝7﹞﹝8﹞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393.

﹝9﹞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