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胥吏治國”

自隋唐以來，通過科舉選官是組建官僚體系的主要途徑，除官員隊伍外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胥吏集團，他們雖難入品級，卻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晚清重臣郭嵩燾甚至發出“本朝與胥吏共天下”的驚嘆。

官吏分明

胥吏，《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舊時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其實是“胥”與“吏”的合稱，從地位上看“胥”又低於“吏”。他們的特點，一是不像“官”那樣有品級，二是數量更為龐大，在中國古代，從中央到地方都廣泛分布。

隋唐以前選官主要是察舉制，雖然不以考試成績為依據，但也有一套嚴格而固定的程序，無論被“察”或被“舉”都不是隨意確定的，而身份一旦確定后就有了當官的資格。隋唐以后科舉逐漸代替了察舉，考試程序日臻完善，通過科舉取得“正途”出身才能擁有做官的資格。

但無論察舉還是科舉，由這種途徑進入官僚體系的人數都是很有限的，漢代察舉的主要項目是孝廉和茂才，人口不滿10萬的郡國每3年才能舉孝廉1人，不滿20萬的每2年舉1人，20萬的每年舉1人，40萬的每年舉2人，漢代郡國數在100個左右，可知能成為孝廉的人是多麼少。有資格舉薦茂才的是三公、監察御史以及各州，他們可以“歲舉茂才各一人”，東漢隻有13個州，加上三公等人全國每年有幸被舉為茂才的也隻有20個人左右，如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全國舉茂才就是20人。科舉取仕后，進士是選官入仕的重要台階，唐朝每年大約選進士不到30人，明朝100人左右，清朝不到100人。

通過察舉和科舉固然取得了做官的資格，但其錄取的數量顯然與官僚體系的需要不匹配，還得有大量“輔助人員”進入這個行政體系中，有的從事“執鞭墜鐙”“奔走驅使”等后勤服務，有的負責抄寫文書、管理檔案，有的參與審辦案件。以明清為例，縣級政府裡除知縣等“朝廷命官”外還有典吏、捕快、驛承、雜役等胥吏，州級政府裡的胥吏有醫學、陰陽學、僧道官及各衙署的皂隸、馬快、步快、禁卒、門子、仵作、糧差等，朝廷各衙門中胥吏的人數也很多，遍布中央六部及其他衙署。

在宋朝，縣政府的正式官員大縣不過四、五位，小縣隻有兩、三位，但胥吏通常少的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水滸傳》裡的押司宋江、步兵都頭雷橫、馬兵都頭朱仝、步兵都頭武鬆、都頭李雲、押牢節級戴宗、押獄兼行刑劊子楊雄、六案孔目裴宣等十幾個人都是胥吏出身，宋人葉適說州縣是“公人世界”，有人則戲稱《水滸傳》寫的其實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官逼吏反”。據《通典》記載，唐代有品級的內外官員約有1.8萬人，而中央及地方胥吏總人數是35萬。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曾多次裁撤冗吏，其中一次裁撤的胥吏總數就達19萬多人，總數可想而知。

胥吏人數雖多，但在身份上與“官”始終有嚴格的分野，通常也難有身份轉換的通道，原因很簡單，如果胥吏可以輕鬆“轉正”為“官”，那麼也就沒有人願意點燈熬夜寒窗苦讀了，出於維護察舉制、科舉制的權威，胥吏無論資格多老、能力多強，始終隻能是胥吏。

《三國志》記載，曹操曾聘北方名士田疇為司空戶曹掾，相當於司空府下設的民政局局長，當時曹操以司空的身份總理朝政，權皆出於司空府，這個戶曹掾權力相當大，但曹操與田疇長談后改變了主意，改任田疇為縣令，不是曹操對田疇冷落了，相反是對他更尊重、更重用，曹操說“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意思是像田先生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屈尊當我的“吏”，按漢代制度縣令是天子直接任命的“官”，而戶曹掾是曹操就可以聘任的“吏”。

田疇不是孝廉也不是茂才，沒有當“官”的資格，曹操又授意田疇家鄉所在的幽州刺史部舉他為茂才，取得了做“官”的資格，然后就任縣令。

官弱吏強

在龐大的胥吏隊伍中，有一部分人從事的是后勤服務等簡單勞動，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從事的是“技術性工作”，其中以書吏最多。

以清朝為例，朝廷各衙門都有大量書吏，根據所在部門不同分為供事、經承、儒士等，其中以經承最多，分布於各部院衙門，根據具體工作崗位的不同又分為堂吏、門吏、都吏、書吏、知印、火房、獄典等，或根據承擔事務輕重不同分為事繁書吏和書簡書吏。據《大清會典事例》，經承的編制吏部72人、戶部185人、禮部53人、兵部63人、刑部90人、工部75人，他們才是各衙門的主要辦事人員。

這些人“位卑而言高，祿薄而謀大”，不僅掌握著“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關節，離開他們信息和命令都無法通暢，而且他們久居權力的要沖，對各種事務擁有廣泛的發言權，可以影響甚至左右上級的決策。

胥吏從事的工作往往專業性很強，宋朝編纂過240多部大型法典，其中的《政和重修敕令格式》就有530卷，這些法典無不卷帙浩繁，類似公文格式、公文用語、經辦流程等技術性規定，要完全掌握必須花費大量精力，要干好還得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一般人根本無從下手，這成為胥吏賴以立身的價值所在。

唐宋以后中國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轉型，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更為復雜，相應地律法也跟著實踐不斷地完善和豐富，無論民事還是刑事，民眾經常遇到法律方面的問題，有的要訴諸官府。《宋史》記載，南宋龍溪縣“每年有大案數十件，而牒訟案件每日卻可達到百余件”，陸游寫詩“訟氓滿庭鬧如市，吏牘圍坐高於城”，說的也是縣裡訴訟案件的繁多。但另一方面，國家的相關教育仍以儒學、經學為重點，讀書人追求功名，不屑於律法，蘇軾就寫過“讀書萬巻不讀律”的詩句，朝廷還規定民間不得私藏法律書籍，在這種重科舉、輕實務的情況下，因工作便利而精熟律法的胥吏更成為不易被取代的群體。

古代法律不僅條文浩繁，而且除律令外還特別重視所謂成案、成例，清人馮桂芬說“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其中的“例”就是之前的案例，雖不是正式法律條文，卻是判斷事情的重要參考，沒有大量的實踐積累很難掌握這些東西。由於實踐的不斷豐富，律法也在不斷修訂，以乾隆五年（1740）修訂后頒行的《大清律例》為例，正文有436條，所附條例卻多達1049條，以后又增加到近2000條，有人稱其“密如凝脂”，晚清重臣胡林冀批評說:“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此不過專為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
士大夫因詩賦和經學躋身科舉，雖然取得了“官”的身份，但在行政管理和司法實務中卻不如胥吏知識更專業、經驗更豐富，南宋學者李心傳說“士大夫罕通法律，而數書散漫，故吏得以舞文”，這種“官”離不了“吏”的狀況，是科舉制度下的必然。

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不僅多由外來而且流動頻繁，有學者統計，清代知府、知縣的任期一般都很短，到19世紀時知縣的平均任期已縮至0.9年，大部分官員把自己也定位為“匆匆過客”，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縱容這些來自地方又長期盤踞地方的胥吏們弄權，或與他們勾結在一起參與貪贓和分肥。宋人葉適說官員們“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他把這種現象總結為一句話：“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胥吏還經常利用自己的優勢欺騙官員，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一件事，進士及第的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期間“號為明察”，有人犯法當杖脊，有個胥吏私受賄賂，與該人密約：“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該人在堂上呼辨，胥吏故意斥責，包拯大怒，“捽吏於庭”，而“特寬囚罪”，包拯自認為抑制了胥吏的聲勢，卻不知道原來上了當。

宋太宗時張乖崖擔任崇陽縣令，有個胥吏從錢庫中出來，發現其“鬂傍巾下有一錢”，張縣令命杖之，該吏怒道：“一錢何足道，乃杖我邪？”張縣令說：“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該吏又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張縣令聞聽“自仗劍下階，斬其首”，之后“申台府自劾”。這是一件著名的反貪故事，除這位縣令堅決的反腐決心外，從中還可以折射出當時官、吏在管與被管方面的復雜性，吏並不畏官，官處置貪吏后也不得不自請處分。

宋人李心傳在《建炎以來系要錄》中說：“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不僅宋朝，各代其實都存在這種現象，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清人馮桂芬在《易吏胥議》中更直言：“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卿貳督撫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就連最高統治者對此也心知肚明，《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皇帝曾痛切指出：“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諾成風，皆聽命於書吏。舉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從。”

有些胥吏長期把持某項事務，對“專業知識”密不外傳，常此以往形成了某種宗親、鄉族壟斷，《道光朝實錄》記載：“京師各庫及稅務衙門書吏，當役滿告退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親戚。如銀庫書吏, 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門稅務書吏, 大半皆系張、王等姓，盤踞把持, 已可概見。”清人朱克敬在《瞑庵雜識》中講述，有個在京中某部任胥吏的人曾在酒肆向人夸耀:“凡屬事者如客，部署如車，我輩如御，堂司官如騾，鞭之左右而已。”

把長官當成騾馬，自視為驅趕騾馬的人，此人雖然夠狂，但相信也並非一時酒后失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