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國強：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三個維度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社會各界一直都在尋找增長的新動力。一段時間以來，國際、國內的變化相互交融，業界覺得經濟下行的壓力較大，而在實際工作中很多同志同樣感覺中國經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對下一步發展的方向感到迷茫，需要認真探尋。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是階段性的、結構性的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很多場合講，經濟新常態至少有三個基本特征，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經濟結構的加速升級、經濟增長動力的轉化。今天講應對新常態最重要的是，能夠尋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把創新放到了首要地位。

過去，我們比較多的是依靠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力資源的紅利來驅動經濟的發展。現在大家有了共識，今后的發展要更多地依靠創新、更多地依靠經濟效益的提升。作為一個追趕型經濟體，中國通過創新促進發展的空間非常大，而通過創新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第一，要用全球視野來研究和推動中國經濟的調整和轉型。中國是一個追趕型經濟體，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須看到，人均GDP 800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在80位上下，和領先國家的差距還十分明顯，而這個差距恰恰就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潛力所在。

我們處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過去30多年通過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動力，我們也因此獲得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

我們要牢牢把握世界經濟深刻變化中蘊含的新機遇。全球經濟從2008年以前的繁榮，到現在危機以后的低迷，經濟增長的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金融風險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積累。

中國越來越開放，全球經濟的變化、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也會影響到我們自身的發展，甚至可能影響到每一個人 的切身利益，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作為一個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中，我們如何能夠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讓中國更好地開展創新、讓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加速追趕？在任何情況下，繁榮時有繁榮的機遇，比如2008年以前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競爭力增強，同時利用了外部市場需求強勁的機遇，使得中國出口迅速增長。現在經濟低迷了，還是有很多新的機遇，這些機遇與繁榮期不同，但是對我們的創新、加速結構調整恰恰有著直接的幫助。

比如，全球經濟低迷以后中國經濟也在下行，但是相對而言經濟增長的前景更加凸顯出來，所以會吸引很多高端產業活動、高級人才加速向中國匯聚。人才受中國經濟增長的吸引，正加速向中國流動。比如留學歸國人員，2004年一年回來的隻有2萬多人，2015年卻有40.5萬人回國。盡管個別人員質量不夠高，但總體來看仍然是中國年輕知識分子裡的精英所在。

從投資角度，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而且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越來越多的投資投向高端制造業、先進服務業，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在中國搞研發。幾年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了危機爆發以后全球產業鏈的變動對中國的影響。調查研究表明，31%的跨國公司計劃在中國開展研發活動。這在當時，更凸顯出中國的發展前景，跨國企業對中國經濟非常看好。實際上，跨國公司是中國開展創新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會和國內的企業進行競爭，另一方面也有很強的溢出效應。

在“走出去”方面同樣有新的機遇。正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很多發達國家企業的市場價值大幅度回落，這給了中國企業在全球通過並購整合資源的有利機會，這也是個窗口期。以前中國企業想去買外國的公司覺得太貴了，有的外國企業好的時候對來自中國企業的並購很抵觸。現在，很多外國企業陷入了困境，陷入困境不是技術不好，也不是沒有實力，而是受到外部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一方面可以以比較低的價格、成本去整合資源﹔另一方面從被並購企業來說，他們把中國企業當作了救星，對中國的態度完全不同了，我們有些企業去海外並購、整合，效果是不錯的。比如汽車工業，吉利買了沃爾沃，要不是危機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整個全球汽車版圖中，吉利和沃爾沃的差別是那麼大，正是這場危機讓吉利去收購了沃爾沃。幾年以后，它把中國的市場、中國低成本的優勢和沃爾沃的技術以及品牌整合得非常出色，讓沃爾沃汽車重新煥發了活力。

危機以后有很多新的機會，對中國企業來說我們今天特別強調的是，一定要用全球視野來整合全球資源，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有的不一定非要去並購，也可以有目的地去海外建立研發機構。華為就是比較成功的研發型企業。華為十幾年前就開始在全球布局研發中心，目前在俄羅斯、印度、美國、英國等國布局了很多研發中心。

今天，中國再講創新，不管稱之為自主創新還是什麼創新，一定是開放的創新，一定是要整合全球資源為我所用的創新。靠創新來推動中國的結構升級，必須樹立一個觀點，在全球化時代必須要用全球的視野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使命。

第二，要牢牢把握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重大戰略機遇。人類的技術一直在進步，但是回顧工業革命以來幾輪大的技術進步，我們會發現，每一輪集中的、大的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革命（稱之為革命是因為其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都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格局及方向。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和幾輪重大的技術革命、產業革命擦身而過，有著深刻的教訓。比如康乾盛世，那是農業文明最發達的頂峰時代，但是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公使想來中國通商時，乾隆皇帝以天朝大國自居，稱無需跟蠻夷之邦互通有無。當時，英國已經爆發了工業革命。我們拒絕跟英國通商其實是拒絕工業革命，因此我們很長時間和工業革命擦身而過，鴉片戰爭一爆發，我們一敗涂地，開始滑落。

過去一百多年到今天，中國人從農業文明的巔峰開始追趕工業化，如今又碰到了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它的影響之深恐怕在歷史上隻有電力革命可以跟它相比。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但是未來會怎樣去演變，我們怎麼想都預想不到，需要靠市場去摸索。但是我們知道的是，這一輪新技術革命，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等會給整個人類帶來深刻變化。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追趕者，德國人說工業4.0，我們中國可能還在做工業2.0、工業3.0，我們還要去補工業2.0、工業3.0的課，但是補課的同時不能放棄工業4.0。對我們來說任務艱巨，既不能在新技術的前沿落伍，要發展新經濟，同時還要在傳統的追趕過程中通過技術的創新，實現加速追趕。與此同時，要看到這一輪信息技術滲透力非常強，它不僅僅會催生出一批新經濟，同時會深刻地改造傳統產業、傳統技術。這意味著，要把握住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帶來的新機遇。比如汽車工業，全球的汽車工業格局是比較穩定的，如果沒有新的重大技術突破，一家中國企業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全球汽車工業新的競爭者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大家觀察到，因為新能源汽車，特斯拉脫穎而出﹔現在微軟、谷歌都要造自動駕駛的汽車。一家從來沒有造車經驗的企業，因為新技術革命可以切入一個已經比較穩定的產業格局中，並且在未來很可能變成引領這個產業的先行者。這意味著，如果在用新技術革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上把握住先機，就有可能使我們后來居上、彎道超車。

所以，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尋求新動力，一定要牢牢把握住這一輪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

第三，要建立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無論是用全球視野來推動創新還是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都離不開與之相配套的新的體制機制來提供保障和支撐。每一個人不管多偉大，在一個體制裡是非常渺小的，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體制來決定的。所以，我們要搞創新，就一定要有一套新的體制。今天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改革體制﹔今天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要建立一套有利於創新的體制機制，促進創新和效率提升來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比如，在宏觀上要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微觀上，我們需要構造一套推動企業重視創新的體制機制。我們很多國有企業有著豐富的研發資源，能力很強，但由於體制機制的原因，創新的動力不夠強﹔我們很多民營企業創新動力十分強，但是沒有人、沒有錢，創新的能力比較差，導致有動力的沒能力、有能力的沒動力。

今天再講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過改革真正激發國有企業開展創新的動力，要把中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打造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要實現這樣的宏偉目標，其實是需要大量的內在機制的改革，如果沒有這樣的體制機制來引導，不管我們提什麼雄偉的口號，永遠只是口號。

所以無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還是今天中央特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瞄著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構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永遠在路上，從來不存在所謂“完善”的制度。我們可以觀察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追趕的國家還是領先的國家，制度一直在演進，所以制度創新是無止境的。但是某個特定的階段，必須有適應這個發展階段的體制。體制超前了，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是早有教訓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有從殖民地宗主國移植過來的民主制度、嚴明的法律等，但是為什麼就沒像發達國家一樣實現工業化？打個比喻，制度像雙鞋，那些殖民地國家的制度是擦得锃亮的“皮鞋”，但是不合腳，不符合它的發展階段﹔中國的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是雙“草鞋”，看起來並不好看，但是合腳，所以過去幾十年我們跑得非常快。但是今天，過去那雙“草鞋”也不合腳，腳長大了，轉型發展不能穿體制的“小鞋”，需要一雙“新鞋”，這個“鞋”也許還是“草鞋”，但是我們希望變成“運動鞋”，既合腳又舒適，能夠讓我們跑得更快。

總之，培育經濟新動能，需理清創新的三個維度：一是用全球的視野推動創新﹔二是要把握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的重大機遇﹔三是進行相應的改革體制創新，來為創新提供體制機制上的保障。現階段，我們需要圍繞中國創新、釋放新動能這樣新的目標，堅定不移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造出一套適合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瞄准新目標的新的體制機制，來保証我們目標的實現。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6月25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6中國資本峰會”上的演講。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發表前經作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