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武：民主黨派為什麼選擇跟共產黨走

李宗仁曾對李濟深、沈鈞儒、陶行知等說：“蔣介石沒有救國救民之心，共產黨則有之”

民主黨派的很多創始人，如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許德珩等，經歷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時代巨變，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的經歷和反省、焦灼和希望，為民主黨派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他們所聯系的知識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因為歷史機遇和階級局限，在落后的中國處處有阻力、時時有壓力。

由於帝國主義根本不想扶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獨掌紛亂復雜的政治舞台，國民黨實行一黨獨裁，並對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壓迫，民主黨派缺乏革命主張與魄力，沒有能力承擔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民主黨派雖不乏“社會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組織，隻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組成、力量分散、人員較少的黨派，從成立伊始就以溫和的改良派政黨出現。

由於民主黨派不可能在國共兩黨以外形成強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但為實現自身目標，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裡，必然懷揣理想抱負和道德良知，去追隨一個彼此認同、有能力和魄力並能夠支持、團結、帶領自己的政黨前進。

20世紀中葉的民主黨派，是靠近共產黨？還是靠近國民黨？要生存、要發展，隻能二選一。

心系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始終是民主黨派不變的情懷和追求的目標，這就決定了與生俱來的進步性。正是這種進步性，民主黨派懷救國救民之志，游歷四方尋求治國的良方妙藥，提出和實行“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等各種主張，並以進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以進步的心態逐步領悟了隻有共產黨才能挽狂瀾於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於水火之中。

民主黨派選擇跟共產黨走，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基因決定的，是注定的歷史安排。

宋慶齡抨擊國民黨“抗日必先剿共”的論調：“這是多麼荒謬! 我們要先打斷一隻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嗎？”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對外戰戰兢兢，對內剛決殘酷。共產黨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站在順應人心的救國抗日的制高點上，率先提出紅軍願意同全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民主黨派對國共兩黨做出公正評判：“隻有最堅決抗日的，才能做中國的天然領袖。”堅決反對“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堅決反對妥協、分裂、倒退，為團結御侮、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抗戰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實行合作的實質性共識。這種共識是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源頭。

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后，從生死存亡的考驗中認識到，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共產黨糾正了“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主張，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

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正確估計當時政治形勢，理論論証了“各黨派合作抗日的相關問題”，明確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的“兩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僅需要主力軍，還需要同盟軍。

梁漱溟1938年1月訪問延安期間，為毛澤東論述“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理由深深折服並從此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成見，發表文章稱“這樣的大作品，大文章，蔣介石沒有，旁人也沒有，我看這是事實”。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把實現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並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道堅持抗戰、維持團結、推動民主，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斗。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中有些人仍然存在著某種幻想，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

中國的問題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決，沒有槍杆子就沒有發言權，用和平改良的辦法讓獨裁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難逃。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朴和聞一多。1947年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漢、重慶、廣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進步教師﹔蔣介石於7月初又發布了《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部署對民主黨派的更大迫害﹔10月27日，國民黨以勾結“共匪”為由，蠻橫無理地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予取締。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隻能轉入地下。整個國民黨統治區處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中。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血與火的斗爭洗禮使民主黨派的領袖們深刻反省：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在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中“絕對沒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對美國及蔣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別的幻想都無益於自己與人民。

民主黨派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運，最終歷史性地選擇與共產黨合作，從舊民主主義的泥濘小路跨進新民主主義的光明大道。

何香凝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國民黨堅持獨裁統治，摧殘國統區民主力量、消滅異己,而且動輒以“異端邪說”為由迫害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對擅自組建的政黨千方百計予以瓦解。

共產黨從來就將民主黨派作為自己的同盟者，主張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為民族、國家和人民利益而戰斗的人都團結。在舊政協會議中，共產黨與民盟留下了“主動讓名額”和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的“君子協定”兩段佳話﹔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在這種合作互動中，共產黨彰顯了領導力，贏得了真誠的朋友和不誨的諍言﹔民主黨派顯示了自身價值，獲得了前行的動力和奮斗的方向。

黃炎培在日記中曾寫道：“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1936年，宋慶齡、沈鈞儒、陶行知等發起組織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9年，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的周恩來，經常接觸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人士，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

1946年4月，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何香凝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找到了追尋民主的共同交匯點，一道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為爭取民主自由斗爭。他們中許多人與共產黨人聯系親密，關鍵時刻發揮“扳道岔”作用﹔他們中許多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難時刻起著“警世鐘”影響。在民主革命時期，民盟先后犧牲的烈士有90人，農工民主黨也有100多人，新中國的誕生有他們的貢獻，五星紅旗上有他們的血跡。

1948年5月5日，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紛紛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當時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國何去何從仍處於決戰階段，這確是不容易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思想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終於匯流，這是民主黨派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8年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民主黨派經過了17年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實質比較，走出了他們的困惑期，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以《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一致宣布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政治格局最終形成。這是民主黨派一次脫胎換骨的飛躍。

周恩來說：“單是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並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於領導，在於黨的政策，黨領導得正確，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什麼是領導？毛澤東詮釋“領導是帶路的意思。”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民建領導人孫起孟1986年11月針對國內外有些人的各種錯誤看法，特別強調指出，“根本原因在於把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混為一談。”“那種認為各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必然意味著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下級與上級的組織領導關系，或者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既然不存在著這種組織領導關系，民主黨派就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這些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主觀想法。”

大道行思，取則行遠。實踐已証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民主黨派的發展，就沒有多黨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規模的社會，要求政黨制度必須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共產黨是社會整合的中堅力量，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擴大了社會整合的邊界與張力。

中國的政局要穩定，多黨合作這個政治格局必須穩定﹔中國的社會要和諧，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必須和諧。

實現我國政黨關系長期和諧，根本在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在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摘自2016年6月28日《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