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社會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五位一體布局的重要支撐。作為社會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提高戰略性的社會治理能力

戰略性社會治理，就是對一些宏觀和微觀社會政策、社會項目，尤其是涉及民生的政策和項目，諸如環境、水利、道路等重大項目，一定要多方面聽取社會的意見，開展社會聽証，鼓勵社會成員參與監督，參與評估。作為社會治理的受益者和需求者，公眾參與有利於政府政策更為有的放矢。政府和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決策是為了協調經濟發展目標、社會發展目標、文化發展目標與環境保護目標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尤其要考慮這幾個方面的利益群體的感受：第一個是弱勢群體，第二個是邊遠地區群體，第三是農村群體。

提高正確決策的能力

最好的決策首先是正確的決策。正確的決策需要尊重民意，也需要政府的理性判斷，是二者的有機統一。例如當前社會上普遍關心的出租汽車和互聯網“專車”問題，要作出正確決策，必須“觀大局、看大勢、出大策”，而不是僅僅局限於出租汽車和預約出租汽車本身的研討，這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交通管理部門在准備出台互聯網預約出租汽車管理辦法中應指向供給主體的正當性，以供給主體的正當性看互聯網“專車”和出租汽車。從這樣的視角出發，互聯網“專車”和出租汽車都存在問題：互聯網“專車”是拿自己的車為市場“供給”，價格機制對出租汽車不太發揮作用。政府管理部門要讓合法的主體都有權利供給，把不合格供給主體改造成合格的供給主體，從這個角度來看，互聯網“專車”需要規范，出租汽車需要改革。出租汽車要減少自己巡游中的無效性，提高服務質量，預約出租汽車要減少自己出行中的風險。最正確的決策要考慮各方面的利益，而不是竭力爭取大家一致同意而找出最低標准的決策。最正確的決策更要考慮國家長期戰略和科技發展帶來的新趨勢，順勢而上。應該說，近一年的討論中，各方的利益訴求表達基本實現了暢所欲言。但是，當出租汽車遭遇“互聯網＋”，當交通部門著手解決出租汽車問題遇上了中央政府倡導以“互聯網＋”來解決傳統產業升級等等這一系列新的變化，針對出租汽車改革和互聯網“專車”規范管理的正確決策就必須把國家戰略、發展大勢和民意有機結合起來。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政府決策必須尊重民意，但是又不能完全受民意左右。要把民眾的感性訴求與政府長期實行的理性決策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在當前，正確的決策必須處理好出租汽車與互聯網“專車”、中央與地方、民意與政府決策科學化和理性化之間的關系，而且要回答：政府應該尊重哪些民意？在整個決策過程中政府應該引領什麼？中央政府應當管什麼？不管什麼？地方政府的責任是什麼？如此等等。

通過大數據提升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大數據時代，如何使用互聯網提供的無限空間來提高各個方面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這實實在在是社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過程。具體說，如何利用這一前景良好的新科技來加強社會融合和維護社會秩序？如何發展這一新技術來加強社會建設、社會反饋，了解社會暗示，發現社會議題和公共議題？如何利用高速、廉價的通信手段來加強已經淡化了的組織聯系，而不是沉溺於非現實世界的“虛擬社會”的虛幻影像？簡而言之，如何使大數據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這恰恰是大數據時代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需要考慮的。互聯網時代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項發展是消費者、企業的方方面面的供給與需求幾乎都可以量化，數據成為決策的主要依據。像“優步”、“滴滴”等打車平台可以通過匿名手機信號等方式，來實時獲取消費者的數據，在時間和空間上開展深入分析，作為決策依據，打車平台基本是按照這樣的模式在進行適時決策的。但目前政府決策部門做不到，也不易去做。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政府不得不去做，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綜觀國際經驗，企業往往會比政府更早地選擇和使用有用的技術，包括決策技術，企業創新是整個社會創新的引擎。在涉及目前互聯網“專車”的整個決策過程中，涉及有關互聯網“專車”信息，打車平台與政府決策部門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很多信息政府並不掌握。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曾經說過：“把問題解釋清楚，就如同問題解決了一半。”政府決策部門目前主要還是通過座談會、實地考察和基於媒體搜集的各類評論等方式來分析問題，缺乏即時認知，也缺乏大數據分析。

提升公民自我服務和治理能力

當前，中國轉型的壓力不會簡單地隨著經濟增長或民生條件改善而消逝，要消除這種壓力，還必須提高公民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尤其是如此。要用心凝聚以共同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認同，以民族整體對其民族成員的吸引力、民族成員對民族整體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員之間的親和力為一體的民族認同，以社會開發經濟和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方式為核心的治理模式認同，以社區公共生活為基礎鑄造的社會認同。要通過遵循共同的社會規范，特別是繁榮誠信文化，建立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縱橫交錯的社會網絡，促進人們之間的集體行動和相互合作。社會規范對人的行為的約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健全法律法規來杜絕不當行為，這樣才能真正體現社會治理的含義。二是社會心態建設。個人心態，個人自身內心所確定的價值標准、信仰標准，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去做，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層次的東西。社會治理的最深層次應該從心態開始。三是道德規范也很重要。因為各種道德規范會對人們形成約束。社會問題如果到了法規和制度層面的時候，人和人的關系不論在心態上還是在行為上都已經很糟糕了，距離爆發外部沖突已經不遠了。所以，要充分發揮規范的基礎性作用，就要重塑道德規范，否則就無法管理好一個社會。

社會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五位一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十二五”時期開始，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一同構成了當代社會建設的兩大支柱。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不僅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激發社會活力，也將大大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這一點，從“十二五”時期社會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已經可以看到端倪。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抓住時機，通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和社會治理能力來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建設，將使社會建設現代化邁上一個新的台階，為實現中國共產黨確定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夯實社會基礎。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教授)(摘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