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靈君：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與李大釗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其實，任何時代都有“問題”，也都離不開“主義”。問題是主義的前身，主義是問題的延伸。一個國家無論走過怎樣的歷程，都離不開主義的指導，中國也不例外。

一、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四個理由

大國治理失敗，首先從意識形態衰敗開始。近代以來，由於受西方商工文明沖擊，中國人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學（盡管在農耕社會非常成功），在遭遇商工文明時一籌莫展。中國人在儒學式微的大背景下先后向西方借來了基督教神學主義（太平天國運動）、社會進化論和改良主義（戊戌變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辛亥革命）等以圖實現國家與民族自救，結果無一成功。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從此改變。馬克思主義契合了中國人反對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走工業化道路等時代訴求，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內在的相似性，①馬克思主義展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和理想目標，列寧展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這樣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基本國情成功結合起來的可能，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被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接受並作為指導思想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四個基本理由。

20世紀20年代初，受梁啟超等學者的邀請，美國學者杜威和英國學者羅素來中國訪問，訪問期間兩位大學者發表了大量的演講，杜威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儒學之邦的中國沒有根基，羅素也預言俄國不久就會轉向資本主義。事實証明，兩位哲學大師都說錯了，馬克思主義不但在中國扎下了根，而且與中國文化實現了有機融合。

在眾多來自西方的文化流派中，為何中國人唯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直是許多人思考的一個謎。李約瑟先生在1960年曾經指出，辯証唯物主義淵源於中國，16至17世紀由耶穌教士介紹到西歐，400年后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一番科學化以后，又回到了中國。1990年，越南元帥武元甲在他的回憶中說，他之所以信仰馬克思主義，一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為接近——在越南學者中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有人在。[1]

朱謙之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一書中詳細地論述了中國哲學對歐洲哲學家如萊布尼茨、沃爾弗、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等人的影響。如果說黑格爾哲學從他的老師那裡繼承了中國文化的有益營養，那麼，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一定大量吸收了中國文化的有益成分，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繼承了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的德國哲學的精髓。恩格斯1843年指出：“共產主義建立在健全的哲學原理的基礎上，並且是——尤其是——從德國本國哲學必然得出的結論。”[2] 1882年，恩格斯再次指出：“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為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3]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的教育思想、唯物主義、人文關懷、人性本善、社會理想等思想都被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所吸收。1843年，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聖家族》中指出：“關於人性本善和人們智力平等，關於經驗、習慣、教育的萬能，關於外部環境對人的影響等等的唯物主義學說，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著必然的關系。”[4]

1925年12月16日，郭沫若在《洪水》第一卷第七號上發表了《馬克思進文廟》的短文，以浪漫主義的手法虛構馬克思與孔子在中國文廟的對話，展示了兩位大師在許多思想上的相似性。最后，兩位大師惺惺相惜，馬克思由衷地發出感嘆：“想不到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怎麼有人曾說我的思想與你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試行於中國呢？”

張岱年先生1987年在一篇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如下評價：如從中西哲學的異同來考察，包括儒學在內的古典哲學的若干基本傾向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客觀上確實存在著一些相同之處。如唯物論、辯証法、唯物史觀、社會理想方面，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不僅有相同之處和共同點，而且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由於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所以在30年代的哲學論戰中許多傾向於唯物論的學者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自己的哲學思想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有些學貫中西的學者在解放后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些都是自覺自願的，不是強迫的。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取得偉大勝利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原因。[5]

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6]美國著名的華裔學者竇宗儀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個結論：近代中國在歐美工業文明的沖擊和帝國主義的侵凌中，能夠起死回生，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極大的犧牲和艱苦的奮斗而取得的。[7]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當今中國在與世界各大強國的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也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為指導，以極大的耐力和韌性以及艱苦奮斗、大膽創新而取得的。

二、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學習馬克思主義

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8]列寧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也是堅持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模范。他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詞句，而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黨內的理論家對十月革命有各種批評（如考茨基認為十月革命是“早產兒”、普列漢諾夫認為“不成熟”和“注定失敗”、蘇漢諾夫認為“違背規律”等論調），列寧在其晚年著作中系統地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進行分析、研判、回答，體現了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素養。列寧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第一，十月革命符合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証法。列寧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經過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但不能把這當作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隻有迂腐的“書呆子”對待馬克思主義，才固守這樣的西方道路。列寧指出，是否革命，怎樣革命，要看時勢造成的合力和力量對比，要看改革和革命賽跑的速度﹔第二，先奪權后發展文明並不違背歷史發展規律。革命具有一般發展道路和特殊發展道路，一般發展道路是在生產力水平很高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而特殊道路是指可以把革命取得勝利作為前提，然后再發展現代文明，追趕現代先進國家，最后實現社會主義。列寧認為，特殊道路歷史發展形式和順序的改變，沒有改變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東方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會帶有更多的特殊性﹔第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新的社會制度的最后勝利，取決於更高的生產方式和生產率。因此，俄國首先要實現國家工業化、電氣化，對外開放，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列寧認為，他學習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

在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強調“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習的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著名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學的雖然是馬克思主義，但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聯系實際。他們既然違反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毛澤東接著指出了“理論與實際分離”的具體表現，比如：“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干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9]毛澤東重視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他本人就是用這個方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典范。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深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寧和斯大林的思想，把他們和中國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產生了“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也是用理論聯系實際方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典范。1986年11月9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村根康弘，在回答應該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時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我們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自己的方針，所以才能取得勝利。我們歷來主張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所以，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搞什麼“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思想，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劉少奇同志經常講：“必須把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作為加強黨性的第一個標准。”陳雲同志也有一段名言：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習仲勛同志在綏德地委工作時有一句口頭禪：實事求是就是黨性。這些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這表明，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新飛躍的必由之路。

三、用古今中外法學習馬克思主義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還要堅持古今中外法，承接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文化就失去了靈魂﹔堅持馬克思主義，還需要承接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前些年，海內外曾就如何處理好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的關系發生過爭論。一些學者提倡用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一些學者建議用馬克思主義取代儒學，其實，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絕不能放棄﹔儒學是我國漫長的文明發展遺留下來的文明成果，不是說誰想去掉就能去掉。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之間並不僅僅是經濟關系，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馬克思主義中關於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事物是發展和前進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立場、觀點、方法也可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現代性因子。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地位，並不是要否定傳統價值，恰恰相反，“承接”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更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第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為指導，正確認識和學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吸收和借鑒古今中外一切人類文明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使用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哲學社會科學教科書，這也是“社會科學補課”的需要，隨之而來的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技術主義”范式主導地位的確立。於是一段時間以來，那些舶來的技術名詞成為一種時尚，熟練掌握這些詞匯的人成為專家，在評價本國國情時不一定“接地氣”，卻品頭評足，指點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稱希臘。其實，哲學社會科學既有國界，也沒有國界。說沒有國界，是因為各種宏大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都需要在各國之間反復比較、借鑒，並尋找一些具有共同規律的東西﹔說有國界，是因為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物質條件、文明背景下，其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不盡相同，因而從世界上某些國家或某些區域得出的制度經驗或基礎理論，並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是多樣化的，應該允許有多樣的價值和多樣的生存模式。用一種“舶來”的價值和標准來批判本土的價值和經驗，本來就會犯常識性錯誤。制度的背后是價值觀，模仿某種制度而缺乏與之相適應的精神，這個制度一定會運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卻處處蘊藏著一個“西方中心主義”假設：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是先進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是落后的，所以產生了一種心理優勢——“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實際上，所謂落后，主要是指一國現有的理論儲備滯后於本國生動活潑的發展實踐，是理論解釋不了本國實踐的落后，不是相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落后。

第三，以馬克思主義成熟的豐富的哲學體系為基礎構建宏觀理論，以立足於人類共同價值、承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為基礎構建中觀理論，以問題導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通過在世界范圍內學習、借鑒、比較構建微觀理論，從而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成熟的、宏大的哲學體系，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系統化的研究方法，我們需要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宏觀理論。回首近代以來的中國，我們用了170年左右的時間（1840年至今），反復探索在一個落后國家如何尋找一種“趕超西方”的文明道路，在立足於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這些都可以成為構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觀理論的學術資源。在構建微觀理論方面，學者們在研究中國命題、中國故事時，胸中要有“大棋局”，把中國放置於世界舞台反復進行比較、分析、研判，確立問題導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如此就能產生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論，並讓這些概念、理論逐步定性。一個有說服力的理論體系總是在世界范圍內通過反復比較形成的。比如，馬克思在研究西方社會時，從來沒有忽略與東方社會的比較，甚至在其不朽的名著《資本論》中還提到了世界各國幾百個人物，其中之一就有清代著名的貨幣專家王茂蔭。

一個國家有了系統化的哲學社會科學，才會有強大的知識體系﹔有了強大的知識體系，才會有強大的解釋體系﹔有了強大的解釋體系，才會在內部凝聚廣泛共識和在對外交往中抓住話語權﹔有了話語權，才會有強大的軟實力﹔有了強大的軟實力，才會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此，就需要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為發展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而共同努力。

首先，要建立中國命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一個精彩的結論：是中國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在研究對象上都不重視本土的樣本，那根本就談不上對本土價值的重視。毛澤東在其早年談讀書之道時就強調“先中后西”、“蓋文學為百學之原，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証據”，“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關於對國內的研究，毛澤東指出：“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10] 今天，社會科學面臨形形色色的命題，但歸根結底，還是要立足於中國本土研究本國的命題。

第二，要塑造中國價值。因為有了本土價值，才有更好的技術。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11] 技術的前提是價值，沒有價值觀哺育的技術充其量是一種方法。再好的機器也需要潤滑油，再好的研究技術也需要價值觀的浸潤，否則，機器就會磨損，技術就會損耗。一旦樹立了符合本國國情的價值觀，技術就會具有更強的普世性和應用性。

第三，要重視編寫本土教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強化產生一大批本土化教材。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一定要在技術主義層面中浸潤更多的人文價值，如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歷史經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實踐，唯有在這些方面講深講透中國特色，才會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本土認同和身份認同。青年是無辜的，當他們正在成長的時候，也是接受熏陶讓價值觀成型的時期，一旦一國民眾缺乏基本價值觀，就會沉醉於技術主義，最后產生技術依賴，其結果是沒有“身份”，最后隻剩下了“世界公民”。各國公民皆有國籍和身份，有哪個國家會接受這些“世界公民”呢？

四、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國際化

印度詩人泰戈爾（竺震旦）1924年第一次訪華演講時指出：你們擁有偉大的古代智慧，你們具有圓滿的哲學思維，而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們只是簡單地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觀、國家觀、人生觀來武裝自己，有朝一日雖然你們以為自己獨立了，但實際上你們是被征服了。20世紀70年代一位名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美國學者的分析對此也有所証實。史景遷在《改變中國》一書提出了一個問題：從利瑪竇以來，西方使者為何在幾百年內挾西方科技文明之優勢向中國輸出文化，卻沒有一個成功？史景遷做出如下評價：“西方人將技術援助作為意識形態輸入的外包裝，企圖迫使中國一口吞下。中國拒絕的正是這一點，就在它的國力最衰微的時候，中國人也意識到，以外國的條件接收外國的意識形態，隻能是一種屈服。”“中國人現在則變得更加強大，他們確信，如果西方顧問繼續來中國，他們必須嚴格地按照中國條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將不再鋪滿他們不需要的價值觀石塊。”[12]

兩位學者都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其實，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來自於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表明，人類文明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從古至今都需要對話，需要交流和交融，無論是“東學西漸”還是“西學東漸”都是如此。過去，東方的中國通過絲綢之路影響了西方，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16—18世紀中國哲學通過耶穌教士帶回歐洲並影響了歐洲的啟蒙運動。資本主義文明誕生以后，西方工業文明也影響了東方。當今世界，東方的中國依然可以通過和平發展的實踐，以借力於全球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功經驗，在治國理政經驗方面影響世界。實際上，通往全球化之路是一條各民族彼此學習借鑒的大道，在這條大道上，合作與欣賞則共贏，斗爭與排斥則兩敗。

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結束了中國人“挨打”的歷史，使中國人“站”起來﹔鄧小平等第二代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結束了中國人“挨餓”的歷史，使中國人“富”起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有理由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結束中國“挨罵”的歷史，使中國人“強”起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於“中國發展起來以后”由大國走向強國的基本歷史階段，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立足於“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提出了大國治理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都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具體舉措。

當前，我們哲學社科學工作者應該牢牢抓住我國歷史上正在經歷的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系統地研究大國治理向強國治理轉變的基本方向、基本道路、基本條件、基本規律，同時也利用學者的優勢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馬克思主義已經融進了當代中國文化，並成為有機組成部分，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喜不喜歡，它都在那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必然要發生，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必然會迎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新時代。當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成功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同時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宏觀理論、中觀理論、微觀理論時，“中國故事”的解釋體系就基本完成了，我國就會在世界上擁有真正的話語權。那時候，在世界的東方，一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一定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對內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塔西托陷阱”，對外擺脫“西化、分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參考文獻

[1] [7]（美）竇宗儀著，劉成有譯.儒學與馬克思主義[M]. 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91.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47.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6 .

[5] 張岱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背景[J]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1987(3).

[6] 毛澤東選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8] 列寧. 共產主義[M]. 1920-06-12 // 列寧選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9] 毛澤東選集[M].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8.

[10] 致周世釗信[C]. 毛澤東早期文稿. 1920-03-14.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05.

[12] （美）喬納森 斯潘塞著，曹德駿譯.改變中國[M]. 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90 :292-295.

責任編輯：劉翠霞

[基金項目] 2015年度馬工程重大項目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黨群關系研究”（2015MZD061）。

[作者簡介] 祝靈君，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①關於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做過精彩的論述。其中以美籍華裔學者竇宗儀先生的觀點為代表，他提出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在11項指標中有7項是相似或相同的，他強調：“大凡一種思想體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種思想體系和制度之內，兩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開花結果﹔兩者如果差距越大，那就是很難適應。歷史上兩種文化的交融演變，大致都遵從這個歷史法則。”（參見（美）竇宗儀著.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M]. 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