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捆住了民間投資的手腳

民間投資是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支撐力量。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5年，民間投資年均同比增速為30.3%，而到今年一季度，民間投資增速同比增速已跌落至5.7%，前四個月均速更是下降至5.2%。用“斷崖式”下滑來表征當前民間投資的增速變化，可能並不為過。從我們到地方的實際調研情況看，出現這一狀況的原因來自各個方面，最主要有四個方面：市場預期、行政審批、融資困難和產權保護。其中，當前宏觀經濟的整體下滑，導致企業家投資預期與信心不足，應是民間投資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一是“不願投”，整體市場預期與信心低迷。按照凱恩斯的理論，企業家是否做出投資的決策來自投資預期，而投資預期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決定。這裡的“資本邊際效率”指的是投資的預期收益。凱恩斯講，如果我們預期會有大的變動，但又對變動的具體形式感到很不肯定，那末，投資信心必然是微弱的。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市場需求不振﹔加之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整體需求同樣萎靡，導致企業家投資信心明顯不足。雖然我國政府已實行了穩健加適度靈活的貨幣政策，當前的投資貸款利息率已經處於歷史較低水平，但由於“流動性陷阱”的存在及整體經濟形勢的不樂觀，大部分企業家對未來投資的收益率持悲觀態度，大多數處於“持幣觀望”狀態，新的投資增量就難以出現。

二是“不准投”，行政審批事項牽絆依然嚴重。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大力推行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但從我們的實際調查研究來看，行政審批在制約民間投資方面，依然有很強的負面影響，“消評”“環評”等審批事項依然不少。一些企業家反映，現在很多地方推行“一站式窗口”審批服務模式，的確省去了企業人員分頭跑路的成本，但實際上，原來關於投資的審批事項依然沒有質的減少，企業將申報材料交給“一站式窗口”之后，就需 開始漫長的等待，往往不知道審批究竟到了哪個環節，常常因時間延誤而耽誤寶貴的投資機會。此外，近年來，國家先后出台了“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確提出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運輸、水利工程、石油天然氣建設、市政公用事業建設、國防科工等國有資本壟斷性行業，但從實際調研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並不明顯，“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無處不在。

三是“沒錢投”，融資難與頻繁抽貸導致資金供給短缺。近些年，國家針對中小型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出台了為數眾多的政策措施，但從整體上看，民間資本在融資難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從統計學意義講，民間投資指的是“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能夠增強企業的后續生產能力，但也會耗費企業大量的資金要素。而在現有金融體系下，國有商業銀行因風險控制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往往對民間資本“惜貸”，而上市融資之路對一般的民間資本而言，又“高不可攀”，難怪乎眾多民間資本對資金嗷嗷待哺，很多企業手中沒有資金從事新的投資項目。調研中還發現，越是在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態勢下，銀行越是收緊銀根，抽貸、斷貸等現象嚴重。尤其是銀行頻繁抽貸讓民營企業“舉步維艱”，很多優質企業因高息貸取過橋資金或其他原因，導致資金鏈斷裂而使企業陷入困境甚至破產。

四是“不敢投”，產權保護問題導致“不安全感”。“無恆產者無恆心”。資本天然具有逐利性，民間資本最關心的是辛苦投資和積累的財產或產權，能否保值增值和完整安全，能否確保不會被各種人為因素“強制剝奪”，在行政權力與法的面前，究竟如何理清，等等。事實上，圍繞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的財產產權、債務糾紛等問題，行政權力往往容易超越法律規范，對民間資本極為不利，而且利益驅動下的政府信用和不公平的司法執法，使得民營企業家們往往“求告無門”“自吞苦果”。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很多企業家缺乏“安全感”。試想，一個企業家缺乏“安全感”，又怎會有信心和積極性去增加新的投資呢？在調研中，不少民間投資企業主都流露出對資本安全的擔憂，很多企業專利發明得不到保護、訴訟費用成本不劃算等等，都嚴重影響了企業家的投資預期。

或許是上述因素的日積月累，最終導致今日民間投資的艱難困境。當然，也有學者提出，“營改增”擴圍以及與之相關的數據虛報，可能是導致民間投資加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在地方調研時，中小企業主們普遍反映，“營改增”改革之后，其企業的稅負一般增加了三到四個點。這是由於當前很多私營、個體、中小企業等經營不規范造成的，導致很多企業難以拿到“進項稅”的抵扣發票，使稅負在短期內有所增加。從長期來看，隨著國家稅收體制的不斷完善，企業納稅的不斷增強，民營企業的稅負問題一定能夠得到有效解決。

當前，我國民間投資“失速”的困境，從根本上講，“市場預期與信心低迷”源自宏觀經濟有效需求不足，而行政審批、融資困難和產權保護問題的根源在於體制性原因。因此，要走出當前民間投資的困境，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繼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加快推出逆周期的宏觀調控“一攬子”政策，尤其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有效公共投資來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PPP模式的推廣力度，以此來慢慢促使市場回暖並帶動民間投資規模增長，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逐步走向上行通道，並力圖在中高速軌道上企穩。研究表明，在經濟下行期，公共投資對民間投資而言，更多地是“引致效應”而非“擠出效應”。另一方面，要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減少民間投資的審批環節，深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督導商業銀行金融服務機構認真落實服務中小企業的差異化政策。同時，要加強產權保護，打造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模式，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營造公平公正投資環境，讓民間資本能真正早日與國有資本“一起共舞”，獲得更多“安全感”，獲得更多“投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