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章：不變的宗旨與信念

95年前，風雨如磐的中國大地，亟需一座指路的燈塔。

從上海的興業路，到嘉興南湖的紅船，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在黨的一大上，劃時代的 《中國共產黨綱領》，即中國共產黨章程的前身，宣告誕生。

95年風雨滄桑，從黨的一大到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章程歷經十多次修改和完善，折射出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清晰軌跡，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

黨章，是一個政黨獨一無二的旗幟，也是衡量一個政黨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黨章，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的縮影，更是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精神信仰。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之際，本報專訪了全國黨建研究會特約研究員、北京市委黨校教授姚桓，請他為我們解讀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演變歷程，還原歷史深處的細節。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文匯報：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95年間，黨章歷經修改，記錄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稚嫩走向成熟的全過程。請您談談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黨章的本質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姚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黨章是黨的根本法則，擁有最高的權威，不僅是黨的事業的總規則，也是黨內生活和黨的建設的根本原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指導和規范作用，尤其是黨章用簡潔的語言規定黨的綱領和路線政策，並從基本方面反映了黨的組織文化。

從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到十八大，每次都把黨章的制定、修改作為重要議題，黨章的修改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艱難而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黨的自身建設的規律。我認為黨章是“立黨之本，行動之規，對照之鏡，執紀之尺，護黨之寶”，黨章最大作用是保持黨的政治思想統一、組織團結和行動一致，黨章對黨來說是須臾不可丟的法寶，這是我理解的黨章的作用。

文匯報：知往而識今，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自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 至今，黨章發展歷史中最具經典意義的內容有哪些？

姚桓：最具經典意義的黨章，我認為首先是黨的一大的 《中國共產黨綱領》，雖然不是正式黨章，但是起到黨章作用，它是黨的事業的良好開端。內容共15條，現在留存下來14條，有兩部分，一個是共產黨干什麼，第一條，大意是“共產黨要進行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實際提出了共產主義目標﹔再一個是共產黨組織上的原則，沒有明確提民主集中制，但是說了黨用蘇維埃的形式進行管理，我們現在可以把“蘇維埃的形式”理解為民主集中制。另外特別重要的，一大黨綱特別強調黨的紀律，黨員活動要保密，黨員入黨要通過介紹，斷絕同其他組織的關系等。雖然簡單，但萬事開頭難，一大黨綱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

1945年七大黨章，應該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最好的一部黨章，是黨成熟的重要標志。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保証了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以及以后的發展。

1956年八大黨章是執政后的第一個黨章，初步探索執政黨建設的一個初步成果。八大黨章亮點很多，最主要是提出了主要任務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強調防止脫離群眾，堅持民主集中制，同時八大黨章還提出了黨代表大會的常任制，所以八大黨章是探索執政黨建設很好的一個黨章，但是各種原因，八大黨章沒有得到完全的貫徹。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1982年十二大審議通過的黨章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真正意義上步入了新時期執政黨建設的正確軌道。十二大黨章的一個亮點是第一次提出黨的總任務，黨在社會主義階段的總任務是經濟建設，實現現代化，這個總任務后來發展為“黨的基本路線”。十二大黨章還提出了黨的建設的三項基本要求，從十四大以后改為四項基本要求。此外，十二大黨章增加了干部一章，這是過去的黨章沒有的，特別提出廢除實際存在的終身制，這是個創造。從十三大到十八大都是在十二大黨章基礎上發展的。

最后，十八大黨章是90年歷史經驗的一個積澱，十八大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召開的，黨章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尤其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還提出“兩個一百年”目標，這是重要時間節點、關鍵時刻的黨章，它的內容對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意義特別重大。

文匯報：在您的著作 《從黨章發展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中，不僅探尋黨章的發展演變，而且再現了許多歷史深處不為常人所知的細節，您能否為我們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

姚桓：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革命戰爭年代，當時入黨的黨員絕大多數經受了考驗，一大代表13個人，除個別人走向反面，大多數堅持了自己的信念，有四個犧牲了，還有一個病逝，董必武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毛主席成為偉大領袖。五大選出的中央領導機構的55人，26個犧牲了，其中五大產生的第一個中央監察委員會的10個人中7人犧牲，沒有一個叛變，都經受住了革命戰爭和白色恐怖的洗禮。

另外，紀律嚴明、嚴守秘密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鄧穎超曾經回憶說，她和周恩來夫妻幾十年，很多事都守口如瓶，夫妻之間不該問的事都不問。1927年，周恩來要從武漢去領導南昌起義，他簡單告訴鄧穎超要走，鄧穎超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后來她是從報紙上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周恩來得癌症以后，他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回答：“我也有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把沒有說的話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是非常來之不易的。現在一大黨綱始終沒有找到中文本，出席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保留了俄文本，后來給了中國。英文本是美國學者在1960年代挖掘出來的，一大代表陳公博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上學時寫了篇論文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在論文后面把一大綱領作為附錄寫上了，內容與俄文本一樣，這証明一大黨綱是存在的。中文本的缺失反映了當時環境的艱苦。一大代表董必武曾引用庄子的話：“作始也簡，將畢也鉅”。革命開始時雖簡單，深入發展后面臨更為艱巨和復雜的任務，黨章發展史體現了這一點。

黨章發展是變與不變的統一

文匯報：說到源遠流長，十八大黨章主要內容是源於十二大黨章，經過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時長計30年的不斷修改補充完善，從而成就了如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十八大黨章。黨的十八大對黨章進行了再一次修改，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同時，黨章的絕大部分條文沒有進行修改，體現了黨章近30余年來一種不變、穩定和持續的方面。您如何解讀這其中的變與不變？

姚桓：黨章的發展歷程確實體現了變和不變的統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章的歷次修改，基本內容是穩定的，同時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什麼不變呢？立黨之本，關於黨的性質、綱領、紀律、組織原則、群眾路線等，這些安身立命的東西沒變，變了就失去生命力了。但是為什麼又要變呢？ 因為情況在變，任務在變，形勢在變，很多具體內容要變化，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對現代化建設的認識變化了，反映在黨章上，十二大強調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當時叫“兩手抓”﹔后來經過十三大、十四大，到十五大提出三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到十七大四位一體，加了社會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到十八大，加入了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五位一體，這些任務變化都反映在黨章中。

另外，過去一直講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十六大以后加了重要的一句：“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為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黨要擴大工作的覆蓋面，所以在黨的性質上有了新表述。變和不變的統一，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對黨建理論的堅持，另一方面又不斷發展。黨章修改中有一條主線，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是和革命結合，后來是和建設和改革實踐結合，在結合中把握堅持最基本的東西，同時又進行創造，使黨的事業得以前進。

文匯報：每當有重大理論創新的時候，我們黨都會把這些重大理論成果寫進黨章總綱，比如，十五大、十六大分別把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寫進黨章。其意義是什麼？

姚桓：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理論指導，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又在發展，不斷把理論創新的成果寫進黨的指導思想，因為隨著時間發展、實踐需要，中國共產黨要鍛造新的理論武器，回答新的問題。十五大是在面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召開的，1997年，當時改革開放處在關鍵期，面臨一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鄧小平理論正是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意義很大，中國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還是要改革開放，要搞市場經濟，消滅貧窮，共同富裕，但又不能照搬西方，走什麼路呢？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在關鍵時刻指明了方向。

十六大召開時進入了新世紀，也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執政黨？當時社會構成發生新變化，出現新階層人士，形勢要求一方面要鞏固階級基礎，另一方面要擴大群眾基礎。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就著重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要立於不敗之地，要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為黨和國家的工作提供了新的標准，為黨的建設指明方向。

所以無論是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十五大確立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還是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都有利於黨的事業。中國共產黨在關鍵時刻，既不僵化，也不照搬西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指導思想上的統一。

“政治先進、組織統一，最有戰斗力和動員力的政黨”

文匯報：黨章的實際效力，離不開具體法規的支撐作用，《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 和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把黨章關於廉潔自律和紀律規矩的要求具體化，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能否談談您對黨內法規建設前景的認識和展望？

姚桓：中國共產黨的法規是一個體系，黨章是根本法規，黨章指導下還有具體法規，這些法規是對黨章的補充。改革開放以來法規建設長足進步，許多法規公布，特別是最近兩個准則和處分條例進一步對廉政建設起到促進作用。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是從正面來宣誓、來要求黨員干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是從反面進行約束、處理，這兩個法規把黨章的要求具體化了，有利於從嚴治黨。但僅僅是這兩個法規是不夠的，現在中央出台了 《黨內法規建設五年綱要》，將通過五年時間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法規制度體系，到建黨100周年時形成一個“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這個任務是艱巨的，制定這個法規體系，一是要求服務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二是堅持“憲法為上、黨章為本”﹔三是堅持嚴謹規范，有效管用，於法周嚴，於事簡便，提高黨內法規制定水平，更有針對性、操作性﹔四是全覆蓋，黨的建設，方方面面都要有在黨章指導下的法規，今后五年將陸續出台。

另外，更重要的是執行。黨內法規制定出台后，要著力抓好貫徹落實，加強宣傳教育，加大執行力度，強化監督檢查，完善懲處追責機制，真正做到“有規必依，執規必嚴，違規必究”。我認為，遵守黨規對於黨員來說是外在約束和內在自覺相結合的過程，是自覺性不斷提升的過程，應當是“無處不在的約束，無時無刻的自律，無需提醒的自覺，無可動搖的習慣”，現在從嚴治黨處在一個爬坡的“上行”階段，這段是比較難的，有些干部是不習慣的，因此既要教育，又要監督，在法規的基礎上發揮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文匯報：縱觀黨章的發展歷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具有哪些其他政黨所沒有的特點和優勢？

姚桓：從黨章看，中國共產黨具有這樣一些其他政黨沒有的特點和優勢：首先，通過制定、執行黨章有助於凝聚政治思想的共識。因為政黨是主義的結合，是為一定政治目標任務而組成的政治組織，必須有共識。共產黨在這方面是最有優勢的，因為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政黨在這方面是非常嚴格的。張學良曾說，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黨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以講“萬變不離其宗”，這是共產黨最根本的成功之道。第二，打造了嚴密的組織體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所以中國共產黨最初雖然人數少，但是目標在一個攻擊點上，嚴密的組織體系讓政治目標能夠實現。第三，黨章非常重視黨員隊伍的建設。從七大提出黨員的權利義務以后，歷屆黨章全部都講到黨員的權利義務、黨員的基本標准，而且總趨勢是對黨員要求越來越嚴，保証了黨的先進性。第四，中國共產黨注重基層組織建設。每次黨章都對基層組織提出要求，通用說法是“戰斗堡壘”，后來加了一句“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遍布全國各地，黨通過基層組織的作用把群眾凝聚起來，可以集中力量抓大事。

以上這四方面，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政治上先進、組織上統一，也最有戰斗力和動員力的政黨，贏得了革命勝利，也保証了在建設和改革年代能克服重重困難，不斷取得勝利。（記者 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