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12日10:39 來源:紅旗文稿
1916年6月,正當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在歐洲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列寧完成了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下簡稱《帝國主義論》)。該書於1917年9月,即俄國十月革命前出版。在這本書中,列寧基於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統計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白,來說明20世紀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其國際相互關系上的總的情況,並以此為基礎,探討了世界大戰的起源和結果、世界大戰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以及資本帝國主義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為我們認識當時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際政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今天,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完成100周年之際,重溫列寧的思想,進一步探討帝國主義與20世紀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之間的關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帝國主義與兩次世界大戰
在《帝國主義論》中,列寧對自19世紀中期馬克思的《資本論》誕生以來,德國、美國、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生產領域壟斷組織的發展,認為“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導致壟斷”,而“生產集中產生壟斷,則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列寧概括了壟斷組織的發展歷史,指出“19世紀末的高漲和1900—1903年的危機。這時卡特爾成為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接著列寧論述了銀行業的集中與壟斷組織的形成過程,闡述了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經營如何必然變成了金融寡頭的統治,以及與金融資本的形成密切相關的資本輸出問題。列寧還通過大量實例,論述了資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和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瓜分世界領土的斗爭,並指出,如果列強的實力“由於發展不平衡、戰爭、崩潰等等”而發生變化,那麼這種瓜分“並不排除對世界的重新瓜分”,“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渡,即向金融資本的過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爭尖銳化聯系著的”。(《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11、112、158、165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通過上述考察,列寧指出,20世紀初,資本主義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他將這些重大變化概括為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同上,第176頁)在依次對這五大特征做出分析之后,列寧給帝國主義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同上)與此同時,列寧還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范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他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 (同上,第205頁)因此,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經被佔領(到1900年時),全世界已經瓜分完畢的時候,一個壟斷地佔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同上,第209頁)
今天,當我們考察20世紀上半期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正是列寧高度概括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這些特征,以及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為資本主義大國的爭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動力。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帝國主義。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交戰國來說,它們早在大戰發生之前,就競相奉行殖民擴張、建立龐大帝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並由此而掀起了新的海外擴張狂潮。1880—1914年,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家瘋狂卷入對非洲的瓜分之中,並導致90%以上的非洲領土落入歐洲列強的統治之下﹔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和日本、美國一道,也同樣狂熱地在亞洲爭奪領土。它們把這種對小國、弱國和前工業化國家的殘酷進攻並把它們變成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爭斗,看成是為本國的福利和生存,以及在國際上權力增長而進行的斗爭。當列強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而它們之間對世界的重新瓜分又不能用談判來解決問題時,就會兵戎相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主要交戰國德國和英國就是如此。后起的德國的跳躍式發展,使它將英國列入“日益衰落的國家”行列,它為英國擁有數倍於自己的殖民地而不滿,認為德國不僅應該擁有一個與自己實力相稱的殖民帝國,即屬於自己的“陽光下的地盤”,而且要在歐洲大陸贏得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正是德國要成為一個帝國的野心和英國對自己帝國不斷衰落的擔心之間的不可調和,最終使他們以戰爭解決問題。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列強之間的一場帝國主義爭霸戰,這也是參戰各國最終堅決走上拒和之路而一定要分出絕對勝負的根本原因。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帝國主義國家的極端形式法西斯國家來說,這種爭霸世界的帝國主義目的更為明顯。希特勒曾放言,隻有“當一國(種族上最優秀的那一國)取得了完全而無可爭辯的霸權時”,世界和平才會到來。墨索裡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權同樣奉行帝國擴張與戰爭政策,他所要爭奪的是世界最高統治權。日本法西斯同樣如此。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認為德國發動大戰是正當要求,並宣稱日本為了自己的生存也應該像德國一樣要求打破現狀,並且“從我們自己的前途出發建立新的國際和平秩序”﹔法西斯分子、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外相鬆岡洋右,曾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的口號﹔而制造九一八事變的關鍵人物、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則叫囂:“切實擁有支那以增強國力,真正掌握東洋和平之關鍵,就能完成未來爭霸世界的戰爭准備。”可以看出,希特勒以無限“生存空間”為依托的擴張野心,墨索裡尼對“最高統治權”的追求,以及日本要征服亞洲最終爭霸世界的目標,都是要用戰爭的手段與一戰的獲利者英、法、美等國進行全球爭奪。它們的戰爭目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列寧關於壟斷是世界大戰最深厚的根源這一論斷,對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來說,都是正確而准確的。
二、帝國主義與俄國十月革命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級的結構的過渡。”(《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208頁)他還進一步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生產的社會化與私有經濟關系、私有制關系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証明了列寧對帝國主義所下結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那麼這場大戰的結果也同樣証明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論斷的准確性。(同上,第105頁)列寧指出:“英德兩個金融強盜集團爭奪贓物的戰爭留下的幾千萬尸體和殘廢者,以及上述這兩個‘和約’,空前迅速地喚醒了千百萬受資產階級壓迫、欺騙、愚弄的民眾。於是,在戰爭造成的全世界的經濟破壞的基礎上,世界革命危機日益發展,這個危機不管會經過多麼長久而艱苦的周折,最后必將以無產階級革命和這一革命的勝利而告終。”(同上, 第102頁)。這裡所說的兩個“和約”,一個是指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俄國與德國等國於1918年3月3日簽訂的布列斯特條約,雙方停止戰爭狀態,但蘇俄遭受割地賠款的巨大損失。1918年11月13日蘇俄宣布廢除該條約。另一個和約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法等戰勝國與戰敗的德國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列寧在評價該條約時指出,這是駭人聽聞的,掠奪性的和約,它把億萬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於奴隸地位。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使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尖銳,加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在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的領導下,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了成功。
關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原因,學術界存在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帝國主義的時代背景,為這場革命提供了機遇。帝國主義時代所具有的生產高度社會化和壟斷寡頭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和廣大民眾趨於貧困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宗主國與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矛盾,使世界醞釀著革命。而歷史則選擇了沙皇俄國這個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作為打碎資本主義制度的突破口。從實際情況來看,毫無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沙皇俄國專制制度全面崩潰的導火索。一戰的爆發激化了俄國的各種矛盾,諸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與沙皇制度腐朽落后之間的矛盾、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貴族與資產階級和沙皇之間的矛盾、俄國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以及俄國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都在激化,終於造成了革命形勢,為十月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現實條件。1917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彼得格勒的女工高喊著“打倒戰爭!”“打倒專制制度!”“要面包!”“要和平!”,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揭開了二月革命的序幕。這場革命猶如火山爆發,僅用了8天時間就將統治俄國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推翻了。然而二月革命后,人們一度期待的自由與和平並未到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仍然不能解決人民要求的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為了能夠在打贏戰爭后通過分贓得到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臨時政府拒絕結束戰爭,拒絕把土地平分給農民,而企圖復辟君主制的科爾尼洛夫叛亂及其被深受布爾什維克黨影響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所粉碎,則為十月革命鋪平了最后的道路。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利用大戰造成的各種危機,果敢地率領廣大群眾,舉行武裝起義,一舉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功奪取政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把19世紀的社會主義理想變成了現實,將曾經是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沙皇俄國變成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並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走上了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道路,開辟了人類歷史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新紀元,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與此同時,十月革命的感召和鼓舞不僅引發了德國等歐洲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風暴,而且推動了中國等亞洲國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最終促使中國等一系列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進行的艱難嘗試,它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都為經濟落后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大啟示。這便是:在這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特別困難的,並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必須根據國際社會的整體發展和各國的具體情況,依靠不斷的改革和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三、《帝國主義論》對認識今天資本主義發展的啟示
應該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例如,在二戰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都有了長足發展,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福利國家”的普遍出現。為了緩解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改善了社會分配制度。又如,二戰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注重科學技術的發展,利用科學技術不斷提高生產力,特別是通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信息化革命,推動了經濟全球化,使其自身也獲得了更大利潤。再如,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斷變革生產關系,諸如發展股份公司,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與此同時,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也在發展,不斷增加的跨國公司成為國際資本輸出的重要載體,他們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有利的資源配置方式,追求利潤最大化,國際金融交易也成為國際市場中最發達、最活躍的部分。另一方面,為適應國際壟斷資本的增長和全球化的需要,資本主義加強了國際協調,不僅使全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比較有效地調控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使之能夠和平相處,避免了他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危險。
當我們今天重溫列寧在100年前對帝國主義作出的論斷時,會感到某些論斷可能不夠准確,或有與后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不甚相符的地方,這是不奇怪的。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到,二戰后資本主義發生的這些變化,所觸及的只是體制,是統治的手段和方法,而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其私人佔有之間的根本矛盾,其維護資本利潤和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根本目標,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列寧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矛盾的分析,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例如,他對資本主義國家中“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統治地位”,以及他對金融寡頭統治所產生的寄生性、腐朽性的論述(《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48、210頁),已經被2008年爆發於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所証實。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推動下的全球化在造就巨大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美國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今年發生的“民主之春”運動,以及法國今年出現的“黑夜站立”運動都是証明。因此,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仍然是我們今天觀察、理解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基本矛盾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作者: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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