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海：中國古代的“需求管理”

社會進步是供給能力增長的過程，供給與需求實現均衡發展是這一過程可持續的前提。中國古代長期執行了一套限制需求的經濟和文化政策，雖然穩定了小農經濟，卻嚴重制約了商品經濟。

黜奢崇儉

經過爭鳴、積澱與選擇，秦漢以后中國逐步接受了儒家思想，除把它運用到政治、文化領域，在經濟方面也不例外。儒家文化強調義、排斥利，強調節欲、排斥享樂，這種思想影響到經濟生活，體現為經濟上的自抑性特征，在消費觀上就是黜奢崇儉。

孔子談論治國，強調“節欲而愛人”，他非常喜歡學生顏回，稱贊他：“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淵死了，有人主張厚葬，孔子表示反對，他的另一位學生子貢評價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也都主張節儉，甚至認為人的貧富不在於天命而在於能否節儉，節儉是普通人抗拒貧困命運的手段。

溫和、善良、恭敬、節儉、忍讓，再加上仁愛、忠義、禮和、睿智、誠信，這十個方面是儒家傳統思想的精髓。不僅是儒家，其它諸子百家也多主張節儉，認為節儉既是一種美德，也是理性的選擇，比如道家，老子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與經濟有關的思想是無欲和知足﹔再如墨家，墨子主張節用，並上升到治國理政的高度，他曾告誡統治者“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黜奢崇儉、抑制需求的消費觀很早便在中國確定了下來，除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還與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有關，用現代經濟理論來看，生產作用於消費，對消費起到決定性作用，在當時提倡奢侈、釋放需求缺乏物質基礎。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國家，農產品的生產受制於季節、氣候等自然條件，短時期內無法實現大幅度提高，一句“民以食為天”包含了中國人的經濟智慧，與其說它體現了對糧食的珍惜，不如說反映的是對飢餓的恐懼，在生產力水平無法保証恆定發展的情況下，以實用消費為原則、以溫飽消費為目標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無法持續不斷地增加供給，隻能去抑制需求，黜奢崇儉於是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統治思想和核心經濟政策之一，重視農業、輕視手工業和商業就是這種精神的重要體現。從積極方面說，這種做法有助於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增加了抵御經濟困境的能力，保証了封建統治的連續性。

等級消費

但是，需求產生了欲望，人的欲望又是無法回避和抹殺的，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還說追求富貴是人的本能，不用學習每個人都會，“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用現代需要層次理論去解釋，那就是人人都有需求，某一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后，另一層次的需求就會出現，在多種需求未獲得滿足前，首先滿足迫切的需求，前面的需求滿足后，后面的需求就會顯示出激勵作用。

也就是說，需求不僅不能回避，也不能人為壓制，如果運用得好，它就會成為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對生產起到激勵作用，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馬克思還認為，需求同滿足需求的手段一同發展，並且依靠這些手段發展，但不排除需求的超前性，需求總是走在手段的前面，因為消費會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

但在中國古代，這樣的思想顯然無法成為主流，人為抑制需求不僅成為經濟政策的共同取向，還與統治思想關聯在一起，為了把黜奢崇儉進一步落到實處，長久以來，各個朝代還在制度設計中明確了等級消費的規定。

孔子反對厚葬顏回，一方面是主張節儉，另一方面是認為喪葬必須合於禮，“按禮消費”是傳統思想固守的一個觀念，孔子和顏回生活在周代，按照周禮的規定，採取哪種級別的葬禮取決於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其中一項規定是，士大夫死后安葬可以享受既有棺又有槨的待遇，顏回沒做過官，不是士大夫，無論他名氣多大、是否有錢，他死后也都隻能用棺安葬，這是孔子堅持不同意厚葬的原因。

《漢書》對先秦漢以前的等級消費規定作了全面總結：“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把人分成大小、貴賤，然后從生到死“享受”哪種消費待遇都規范下來，這是把人的消費需求無限政治化的一種做法。

這種做法也為之后的歷代所延續，成為管理人的需求的最重要手段。《漢書》記載，漢景帝時有貴族因“坐葬過律”而被免爵，漢召帝時東郡太守韓延壽因“極其奢僭，坐棄市”。《后漢書》記載，光武帝劉秀重振漢室后策令群臣“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他駕崩后“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明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履以行事”，漢安帝時曾下詔：“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

以服飾為例，西周時就形成了系統的冠服制度，不同等級的人穿著不同的服飾、佩不同的玉帶，服飾上還有不同的章紋，魏晉以后確立九品中正制，不同品級的官員都有不同的禮服及常服，明朝以后還出現了“補服”制，即在官員常服的胸前、背后各綴一塊方形補子，繡不同的圖案以區分更加復雜的品級，就連顏色也有講究，不同品級適用不同的顏色，不合規范的一律稱僭越。

再以住宅為例，唐文宗時頒布的《營繕令》規定：天子之宮殿皆施重拱、藻井﹔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四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庶民百姓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再有錢，也不能突破上面這些限制。
實施等級消費有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意義，從經濟上說可以防止過度消費，把崇尚節儉的思想律法化，做到“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從政治上說可以“明尊卑，異貴賤”，通過嚴格的服飾、車馬、住宅等品級規定，保証統治秩序的穩定，防止“僭越”，而后面這種意圖又往往重於前者，增加了需求管理的政治色彩和復雜性。

唐宋以后，經濟快速發展，物質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繁榮，宋朝初年從官員到百姓對車輿、服飾、喪葬等消費制度的規定多有突破，宋人王邁曾說：“今天下之風俗侈矣，宮室高華，僭侈無度，昔嘗禁矣，今僭擬之習，連甍而相望也。”朝廷也意識到“近年以來，頗成逾僭”，於是宋太宗頒布了《申禁奢僭詔》，要求“申禁禁約，用革澆浮”，到宋仁宗時又兩度頒詔予以強調，宋哲宗時針對社會上服飾制度出現的紊亂，下詔除“命婦品官夫姓良家許依舊例裝飾”外，“雜戶不得服用”。

也有“異端”

對一切需求均予以抑制，不僅忽視了需求對生產的能動作用，而且混淆了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的區別，人為地壓制和貶斥了投資，影響了擴大再生產。同時，過多地強調財富從節儉中來，也忽視了創造的作用，造成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

也有人看到了這些弊端，提出過一些不同的需求管理思想。管子雖然也認為節儉很重要，他提出“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但他認為隻一味地節儉還不行，還要有效地管理需求，也就是對消費進行引導和刺激。齊桓公問管子：“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也就是說，加強農業生產，外加提倡節儉，是否可以實現國家強盛，管子說：“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意思是有所幫助，但還遠遠不夠。

管子以紀國為例就此進行了解釋，紀國就是按照齊桓公說的這兩條治理國家，然“其五谷豐滿而不能理也”，糧食生產了很多，結果都以各種原因造成了外流，紀國的百姓最后成了其它各國的俘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管子提出善治國者首先要善於管理經濟，做到“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也就是根據各國市場變化隨時調整本國的生產和需求，而不是一味地在發展生產的同時貶斥需求。

根據當時齊國的具體情況，管子甚至提出了“適度奢侈”的消費主張，他認為當時已出現“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的情況，土地越來越有限，人口越來越多，解決這種矛盾的辦法“莫善於侈靡”，那些有較多糧食和財富的人在衣服、飲食、車馬、住宅等方面可以實行高消費，“立余食而侈，美馬車而馳，多酒澧而靡”，高消費的目的不是鼓勵享樂，而是就此為貧窮的人創造就業的機會，發展國家經濟。管子認為這一點很重要，“不侈，本事不立”，如果不把需求釋放出來，不僅工商業得不到發展，農業這個“本”也難以發展。

管子之后，司馬遷也提出過類似於鼓勵消費的主張，他認為“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美好的東西“皆中國人民所喜好”，正是因為大家自覺追求這些東西，同時也努力創造這些東西以換取別人的成果，所以經濟才得以繁榮。但與改革實踐者管仲不同，司馬遷只是個思想家，因為漢初經歷過休養生息，經濟上正在向集權和國家干預的方向過渡，經濟政策逐漸偏於保守，抑制需求、嚴格等級消費逐漸成為主流。

明代思想家陸楫提出過與“黜奢崇儉”完全相反的消費觀，曾說“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 其地儉則其民不易為生者也”，又說“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計天下之勢則不然”，換句話說，“勤儉持家”沒錯，但“勤儉治國”就不對了。

明代另一位思想家李贄還提出了“奢儉俱非”的看法，在強調不宜過侈的前提下也認為隻提倡節儉是不夠的，應當通過釋放需求來挖掘經濟的潛力。到了近代，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抑制合理需求所帶來的種種弊端，魏源、譚嗣同等人圍繞破除“崇儉”、釋放需求提出過許多創新的觀點。

18世紀初，英國醫生孟迪維爾寫出了《蜜蜂的寓言》一書，其中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增加經濟繁榮的是消費而不是儲蓄，這個觀點影響到后來許多經濟學家。其實，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隻有相互協調才能發揮好各要素的作用，具體到消費上，應當首先區分出生活需求和生產需求，採取不同的管理辦法，同時在不同的情況下採取不同的政策，以保持各要素之間的均衡，片面強調和“一刀切”都將阻礙經濟的健康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