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未來中國經濟與企業發展的新動能 

6月25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導，中國發展出版社和中聯控股集團共同舉辦的“國研智庫論壇·2016中國資本峰會”在京召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隆國強出席峰會並致辭。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所長馬駿，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佔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原所長任興洲圍繞“經濟新動能：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與資本融合”主題在會上發言。在“百強談話”與“財聯網夜話”環節，來自全國“官、產、學、研”領域的代表就“供給側改革”“互聯網+”“產融結合”等熱點話題展開討論交流。

依靠創新釋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隆國強在致辭中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階段性、結構性的深刻變化。應對新常態最重要的是尋找、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創新”被放到了首位，今后的發展要更多地依靠創新、更多地依靠整個經濟效益的提升。

作為一個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中，如何能夠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通過創新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隆國強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創新需要全球視野整合資源。過去30多年，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全球化中獲益較多。因此，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全球經濟從2008年以前的繁榮，到現在危機后的低迷，經濟增長的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金融風險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積累。在任何情況下，機遇和挑戰從來都是並存的。現在經濟低迷，即是機遇，對開展創新、加速結構調整恰恰有著直接的幫助，隆國強說。

第二，創新需要把握新技術革命的重大機遇。回顧工業革命，以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革命，都深刻地影響全球增長的格局以及方向。隆國強說，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地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但是未來會怎樣去演變是無法預料的，需要靠市場去摸索。但這一輪新技術革命會給整個人類帶來深刻的變化。他強調，這一輪信息技術滲透力之強，它不僅僅會催生出一批新經濟，同時會深刻地改造傳統產業、傳統技術，也就意味著要把握住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帶來的新機遇。

第三，創新需要體制機制作保障。無論是用全球視野來推動創新，還是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都離不開與之相配套的體制機制來提供保障和支撐，隆國強說。要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改革，強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按照新的目標，通過創新、效率提升來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需要有一套有利於創新的體制機制。在宏觀上，要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微觀上，中國也需要構造一套推動企業重視創新的體制機制。

正如“十三五”規劃提出的，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創新是企業的使命”，馬駿在演講時說。通過與企業家的交流，他發現，對於未來的發展，很多企業家感到茫然，看不清經濟發展趨勢、政策走向以及新技術發展趨勢。他說，中國經濟基本上進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一方面中國龐大的需求升級會帶動供給升級，另一方面中國人力資本的提升，釋放13億人的創造力也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發展。他預測，雖然有關部門花了大量時間做頂層設計，估計后期的改革會加快。

作為企業家最需要關注的是技術發展趨勢，馬駿表示。對企業而言，越來越多新的互聯網產業正在顛覆傳統產業。未來，傳統產業將面臨兩大沖擊波。第一個沖擊波是互聯網。企業是信息的優勢方，用戶是信息的劣勢方，但互聯網的發展消滅了信息不對稱，所以消費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少量的互聯網企業。第二個沖擊波是產品智能化。未來的產品由物理部件和智能部件兩部分組成，其中智能部件將成為產品的核心。由於產品智能化，產品的使用數據將實時傳遞到服務器中，企業可以利用數據和客戶一起搞開放式創新。未來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是數據，企業智能制造、開放式研發，甚至CEO決策等都要依靠大數據。

任興洲也以商業零售業上市公司為例提出，創新是上市公司，包括所有商業零售企業發展的生命線。她通過研究2015年上市公司營收的報告，統計了93家零售上市公司，到2016年3月底已經公布的年報有88家，按照營收與淨利潤兩個分析，營收下降面47%，淨利潤下降面60%，營收與淨利潤雙降33%，虧損面大約是15%，整個2015年中國零售業在全面深度調整，面臨很大的壓力。

究其原因，任興洲認為，這個行業正面臨著大變革、大分化的重要時期，除了經濟新常態以外，其本身也面臨著很大的行業調整。反觀阿裡巴巴和京東在零售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也表明零售業是受互聯網沖擊最大的行業。不同於以往百貨業圍繞著競爭、開店、連鎖經營和組織方式的變革，現在是土地和虛擬空間的競爭，是實體零售和網上零售之間的競爭。

任興洲舉出另外一組數據：2015年網絡零售交易額3.88萬億，同比增長33.3%，相當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2.9%，雖然佔的比重不大，但是勢頭強勁，而且整體上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由此，她指出，網購的快速發展確實對實體商貿業產生很大的影響，百強零售企業佔的比重越來越小。她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原來的零售企業經營能力在弱化，更多的是靠出租櫃台的方式，這已是自廢武功，來自商業的利潤無法獲得。二是商貿企業雷同化、同質化的競爭與實際需求脫節。三是產業爆發性增長，但組織化程度低，管理水平不足，難以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

因此，行業必須轉型升級和創新。任興洲說，這是上市公司，包括所有商業零售企業發展的生命線。她建議，要不斷豐富消費者的體驗功能，向智能化、多樣化商業服務綜合體去轉型。同時，加強實體零售企業和互聯網公司的合作，優勢互補，更加貼近消費者的需求。也如同馬駿在發言中所說的，不管是經濟進入新常態、還是技術的變革、技術的沖擊，企業的應對之策就是創新。因為市場競爭是企業創新的永恆動力，而企業家精神就是通過整合內外部資源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同時，高激勵與自擔風險的機制，使得資源得到重新整合利用。

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分權改革構建經濟社會的微觀基礎，釋放市場活力

“十三五”規劃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馬曉河在會上發言，當前傳統經濟增長動力正在消失，新動力還在孕育當中，新舊動力不接續。同時，體制機制改革無法滿足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導致制度交易成本上升，影響結構轉換與社會創新。從2010年以來看，我國採取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但效果不明顯，這就需要從供給側來找原因。

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馬曉河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圍繞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推進改革，其目標是以需求為導向，增加有效供給﹔路徑是以市場為導向，增加資源配置活力﹔動力是指以改革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給，最終形成供求結構高效對接、生產力得到解放發展，新舊動力得到有效接續的增長體系。

“我國實施的供給側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馬曉河強調。第一，階段不同。英美當年採取供給學派理論是，發展水平已經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發展主要矛盾是滯脹。當前，我國發展水平處於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化進程仍未完成，通縮壓力仍在持續加大。第二，供求環境不同。當年英美面臨的供求環境是供給不足，社會福利支出偏高，居民消費率高，財政赤字大。當前我國供求失衡，產能嚴重過剩，面臨國內外需求不足、社會居民福利低、居民消費率不高等諸多問題。第三，制度環境不同。英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相當成熟。而我國不是私有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且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第四，政策手段不同。與西方國家僅採取宏觀調控所不同的是，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可以採取宏觀政策，又可以採取中觀和微觀政策。第五，動力機制不同。英美採取供給學派主張，不用在體制上動大手術，而我國要以體制改革為途徑、為動力，增加有效供給。

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馬曉河表示，這需要處理好四種關系，分別為長和短的關系，供給和需求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國際與國內的關系。

而劉尚希強調，要以社會化改革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我認為，以社會化改革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但並沒有真正引起重視。”劉尚希直言。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給來源於市場競爭本身，但更重要的是來自於社會對市場的約束，以及政府對市場的有效監管。他以“在冰上開車，存在打滑空轉”的現象來比喻當前一些改革難以真正落地，其原因就在於改革頂層設計的問題。而這個頂層設計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明確的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改革總目標，簡言之，就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這意味著，新時期的改革是國家治理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呈現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與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也即重構生產關系以適應當前生產力發展的狀況。

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是什麼？劉尚希表示，新的國家治理結構包括三個維度：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他強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基礎，這兩種關系沒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難有實質性推進。而要處理好這兩種關系，從我國現有的情況來看，向市場分權，稱之為市場化改革，其目的是構建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經濟自治﹔同時，要向社會分權，構建社會的微觀基礎，形成社會自治。

劉尚希進一步解釋，向市場分權和向社會分權，用黨的傳統理論解釋就是走群眾路線。在經濟領域，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讓群眾去創造財富。在社會領域，同樣如此，向社會分權，形成社會自治，讓社會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新的社會與市場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一種互動的、互補的關系，也是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如果社會對市場形成有效約束，企業家都有社會責任，每個在經濟領域活動的主體都有一種良心、有一種底線，很多供給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會大大減少。很顯然，當前政府的監管不到位，同樣社會自治也不到位，沒起到約束市場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需要這種分權的改革來推動社會化改革，以社會化改革來推動改革的全面深化，重塑國家治理結構。

張佔斌則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監管體制的改革。他進一步解釋，要適應新經濟的發展，政府監管就必須改革。如何正確判斷經濟形勢，實行新舊動能的轉換適應新常態的發展十分重要。同時，發展新經濟也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適應新技術革命的需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需要新經濟給予大力支持。會上，張佔斌對簡政放權的相關工作予以了肯定。他說，新一屆政府做了大量簡政放權的工作受到了市場的歡迎，但是市場也希望下放更多含金量的審批權。所以，政府監管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適應新常態的發展需要，從管理到真正的治理還需要走很長的路。這其中包括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政府機構的重新設置以及政府監管標准化等工作。此外，利用大數據來為新經濟服務，建立信息平台，打破各個政府的信息孤島，推進綜合監管，也需要政府去思考。也正如馬曉河在會上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重點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核心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關鍵是推動社會創新，根本是深化改革開放，重要依托是繼續解放思想。（記者 姜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