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港口發展的新形勢與新方向

一、深刻認識港口經濟的戰略意義

港口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但其戰略意義遠遠超越一般的基礎設施，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撐我國對外開放的非常重要的基礎。如今我們已經意識到，實行陸海統籌、發展海洋經濟，是我國要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必由之路。在此情況下，我們更加要充分認識到，港口經濟及海洋經濟的發展在整個國家戰略中不斷提升的戰略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農業文明時代，經濟發展的重心往往集中在一些氣候較適宜農業發展的地區，但從地理大發現之后，慢慢有了全球化的概念，特別是二戰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經濟的重心向沿海不斷移動。

全世界經濟總量多半集中在沿海岸帶300公裡之內的地區。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皆是如此，我國也不例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沿海地區發展特別快，而這背后有其內在規律，正是開放發展的必然結果。

全球化的發展有兩個重要動力，一是來源於制度方面，不斷通過自由化和便利化，將阻礙商品和資本流動的各種制度性障礙逐步減少直至消除。在此過程中，過去主要以多邊合作為平台，如今則更多是以區域合作為平台，例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東盟十國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我國已經成功與多個國家先后簽署了14個自貿區協定。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倡議，實際上也是以推進開放的區域合作來推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共謀發展。

全球化的另一動力來源於技術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是遠洋運輸的技術，特別是集裝箱運輸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也使得各國能夠參與到全球分工中來，能夠充分發揮出各自的比較優勢。因此，海運技術的發展是推動全球化的一個關鍵力量。二是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信息流動尤其是跨境流動的成本大大降低。

全球化的進步，反映了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是靠制度和技術進步來推動的。

中國過去其實並不是一個向海外看的國家，在農耕文明時代，我國的視野是極為內向的。洋務運動開始，中國逐漸“睜眼向洋看世界”，中國真正深入地融入全球化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實行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對中國來說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改變。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的出口國。這其中，港口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二、我國港口發展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當前，中國港口發展正面臨一個全新的大環境，同時也帶來諸多新的挑戰。第一，世界經濟與貿易增長速度與格局的變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增長、貿易投資增長的速度與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我國外貿增長速度曾高達20%多，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外貿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港口的發展，而港口的快速發展亦支撐了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而如今，情勢已然發生重大改變。2012年之后，全球的貿易增長速度低於經濟增長速度。對於全球經濟能否在短期內走強，目前來看形勢不容樂觀。而這種全球經濟的“新平庸”，即低迷的增長速度仍會維持很長時間。這也對港口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

第二，我國產業轉移的變化。中國的比較優勢轉換后，過去支撐港口發展的勞動密集型活動開始對外轉移，有的是轉移到內陸地區，通過鐵海聯運、江海聯運也還會用得上港口。但有的則轉移到了境外，比如東南亞、非洲等地，這對本土港口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需要從長計議。同時，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過去以房地產飛速發展帶動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發展，大量初級產品進口快速增長，而現在進口速度已大大放緩，這也會對港口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第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變化。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不僅僅體現在速度換擋，更重要的是結構升級和動力轉換。結構升級就意味著今后我國經濟要依靠創新，經濟運行效率要更高。這對物流領域也提出新的要求，需要運輸更加便捷、高效。另外，港口的監管體制、通關效率也要提升，才能與之配套，以支撐高端產業的發展。

第四，中國的物流運輸存在“進”“出”不匹配的長期矛盾，“進”是以干散貨為主，“出”則是以集裝箱為主。這種不匹配一方面反映了今后降低成本的空間很大，另一方面則要求我們今后要重點考慮，如何利用好這種不匹配，以使成本大幅降低。

第五，對港口的安全和監管體制的新要求，特別是天津爆炸案后，我們更應痛定思痛，必須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確保安全。

誠然，國際國內的變化以及監管體制的變化，對港口經濟發展都將帶來新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恰恰在這些新要求中，也蘊含著諸多新的機遇。

首先，全球性海運船舶大型化帶來了機遇。我們看到，為了降低成本，如今油輪、集裝箱以及干散貨船越造越大，對原有的港口航道設施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誰能做到、誰有優勢，誰就有機會。

其次，物流運輸的多式聯運也會對港口發展帶來很多新的機遇。

第三，“一帶一路”的機遇。“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倡議的實施，將有力促進區域內60多個國家經濟、貿易、投資、金融、人文等方面的合作，此戰略的實施也會給港口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其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提出也是旨在陸海統籌。對“一帶一路”的沿線地區而言，今后如何抓住該戰略帶來的新機遇，則需各國港口結合自身實際，更加系統深入地研究。

第四，信息化帶來的機遇。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對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然帶來深刻影響。信息化的進步也會對港口管理、物流運作、政府與企業間的互動等方面產生深刻影響。因此，信息化既是推動未來港口現代化、智能化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重要的機遇。

第五，國家推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港口發展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港口是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一個窗口和前沿。整體經濟發展既取決於實體經濟的貿易投資活動﹔同時，其競爭力還體現在監管體制與服務，特別是在海關、檢驗檢疫以及金融服務等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形成開放型經濟新優勢，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其中有大量改革領域的內容。在過去幾年，我國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監管部門在單一窗口、高效通關、部門協調等方面已做出不少探索，成績喜人。

盡管如此，我們也應清楚地認識到，雖然在監管體制等方面我們已取得巨大進步，但與世界范圍內最發達、最自由、效率最高的經濟體和港口相比，我國通過體制創新提高效率仍有很大空間。

三、我國港口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面對一系列新挑戰與新機遇。今后我們一方面要積極應對新挑戰，另一方面還要努力思考如何抓住新機遇。

下一步，要主動對接並積極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結合各自港口條件，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我國港口應採取進一步有力舉措，不斷推進轉型發展、協調發展。

首先，推進港口集群化發展。在思想理念層面，我們要深刻認識到全球經濟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的深刻變化，在服務於經濟新常態，尤其是引領新常態方面，港口發展領域可以率先做出探索和努力。在港口競爭的新格局下，航運的全球聯盟化趨勢初見端倪。我們要瞄准這種港口之間、航運公司之間的聯盟趨勢，率先推進港口的集群化發展。

第二，推進港口智能化發展。要深度運用好信息技術，來推進港口的智能化，打造智慧港口，將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有效整合起來。今后我國港口應對信息技術保持一種高度敏感，大膽積極地擁抱新技術革命。

第三，推進港口產業化發展。在整個產業鏈中，要超越物流產業發展本身，以港口為依托，發展與物流業相適合的制造業、服務業，實現港城融合，通過將臨港產業與物流產業更加有機地相結合，真正形成港口經濟。同時，還要依托港口，發展海洋經濟。未來海洋產業將成為重要的新興產業，其未來發展空間同樣巨大。

第四，要深化改革，積極探索通過體制創新來適應集群化、智能化、產業化的發展方向。其中，既要有監管部門的體制創新，也要有港口本身在產業組織、產業管理、公司運作等方面進行的制度創新，為新發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6月18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6·杭州論壇上所作的演講，記者張倪根據錄音整理，發表前經作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