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認識GDP：合理的經濟增長率一定要有

制圖：張芳曼

前文回顧

2月10日本版刊發“全面認識GDP”系列報道第一篇《不要簡單以GDP論英雄》。

報道認為，從理論上說，GDP指標有自身缺陷，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動的總量，不能准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准確反映經濟結構，不能准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不能把GDP增長簡單等同於發展。從現實看，搞GDP崇拜不利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不利於改善民生，不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不僅有害，而且不可持續。從未來考量，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勢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實際。

報道認為，GDP不是萬能的。我們要重視GDP，但不能唯GDP﹔我們不能告別GDP，但要告別GDP崇拜。

從理論上看

GDP在統計上無可替代。發展不等於增長，但發展必須以增長為基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引用了羅伯特·肯尼迪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言論：

“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游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

對這段話，曼昆做出了同樣精彩的評論：“GDP沒有衡量我們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孩子更加好的醫療保健。GDP沒有衡量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沒有衡量我們的詩歌之美，但GDP高的國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閱讀和欣賞詩歌。”

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也是不行的。

GDP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1934年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GDP是社會總產品價值扣除中間投入價值后的余額，也就是當期新創造財富的價值總量。”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

國際上曾有兩大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蘇聯、東歐等計劃經濟國家採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則採用國民賬戶體系（SNA），前者的核心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后者的核心指標是GDP。受蘇聯影響，我國曾長期使用工農業總產值指標。“與GDP相比，工農業總產值隻計算所有產出的總值，不反映新增價值，隻計算一二產業產值，不反映第三產業狀況，缺陷是很明顯的。”國家發改委研究員林兆木說。

GDP指標也存在自身缺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學者和機構先后提出了淨經濟福利、國內生產淨值、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人類發展指數、綠色GDP等衡量發展狀況的新指標。“客觀地說，這些指標在統計經濟總量方面都不如GDP顯得更為簡潔明了、更容易進行歷史和橫向比較，因而也都無法取代GDP。目前，世界上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普遍採用GDP指標，它仍然是衡量生產力發展、財富增加的國際通用指標。”林兆木說。

GDP在統計上無可替代，從經濟學角度看則是重要基礎。

GDP反映經濟增長。發展不等於增長，但發展必須以增長為基礎。發展除了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質量效益的提升、社會福利的改善等，這些都離不開物質財富的積累。可以說，有增長不一定有發展，但有發展一定要有增長。

比如，雖然GDP增長與改善民生可能並不同步，但GDP增長往往能為改善民生提供條件。“保持合理的GDP增速，宏觀上有利於政府拿出更多財力投向民生領域﹔微觀上通過生產活動形成居民個人收入，有利於個人財富進一步積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說。

數據顯示，人均GDP與人均收入水平之間呈現出“水漲船高”的關系。從2002年到2012年，我國人均GDP由1135美元增長到6100美元﹔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也分別從7500元和2500元，增長到24565元和7917元。

從發展階段看

“三個沒有變”意味著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三個沒有變”，意味著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和基礎，意味著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合理的經濟增長率一定是要有的。

——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必須牢牢扭住發展這個“牛鼻子”。

重慶市解放碑商業區高樓林立、商賈雲集，夜幕下霓虹閃爍。而在距此不到200公裡的重慶武隆縣貧困村，對大多數村民來說，每月幾元的電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不發達狀態，仍然帶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明顯特征：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協調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同時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我們所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需保持GDP合理增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說。

——立足於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必須牢牢扭住發展這個“牛鼻子”。

我們不能“硬發展”，但發展是硬道理。我國已經是全球制造業大國和世界加工廠，然而，產品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大、生態代價高，等等，成為發展中的主要掣肘。與此同時，商品質量、食品安全等領域問題多發，文化產業落后，也不適應人民奔向更美好生活的新需求。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就必須在“供給端”下功夫，不斷創造出更加豐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同樣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增長率。

——立足於增強綜合國力、提升國際地位，同樣需要牢牢扭住發展這個“牛鼻子”。

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國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在全球有統計數據的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隻排在第八十位以后，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也落后於一些新興經濟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隻有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不斷壯大實力，才能進一步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侯永志說。

從經濟現實看

要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經濟增速就不能低於一定的“底線”。不唯GDP，不是不要GDP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從國內外實踐看，經濟運行出現一定波動，有客觀必然性。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其“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

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經濟增速就不能低於一定的“底線”。沒有一定的增速，很難把經濟工作搞好。

這是保就業的需要。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概能創造130萬甚至150萬個左右的就業崗位。現階段我國保就業、將城鎮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不能低於7.2%。

這是調結構的需要。張立群認為，隻有GDP增速保持在7%—8%之間，工業化和城鎮化才能快速推進，人力、資金、技術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有利於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來調整結構，消化過剩產能，加強節能環保，提高發展質量，保護生態環境，為可持續發展留出足夠空間。

這是促穩定的需要。如果經濟活躍度過低，會帶來企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裁減員工、投資減少。此外，還可能引發金融風險。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2013年我國銀行不良資產率出現反彈，接近1%的水平。根據測算，如果2014年經濟運行平穩，GDP增速保持在7.5%，銀行不良資產率將保持在1%—1.2%之間﹔如果宏觀經濟走勢向下，則可能會突破1.5%。所以，應當堅持底線思維，牢牢把握主動權。

這也是增信心的需要。“經濟一旦失速，進入慣性下滑軌道，信心缺失與經濟下滑就會形成惡性循環，經濟基本面將受到巨大傷害，重啟的難度和成本也會大大增加。”王一鳴坦言。

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我們要擺正GDP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位置，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用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去認識GDP，那種盲目追求GDP或認為GDP無用的片面性、絕對化觀點，都是錯誤和有害的。

《 人民日報 》（ 2014年02月17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