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國特色經濟學是歷史使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大踏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氣勢磅礡的宣言書，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寫就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篇章。《決定》強調，我國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聯系習近平同志年初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堅定。因而，也就更迫切地需要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相應的主流經濟學

　　《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完全遵循和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表明我們將繼續“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調整理順各個領域的經濟利益關系，以適應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從而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創新中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創新，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必然性以及政府與市場、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新型關系。所以，《決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綱領。

　　我們走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指導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實行的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經濟而言，在初級階段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運行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事業，沒有前人的本本和國際經驗可照搬，必須由自己來建設與之相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對我國經濟學界來說，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宗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貫徹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實際行動，也是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習近平同志在關於《決定》的《說明》中說，“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重大先導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理論創新為先導。”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長期的歷史任務，需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武裝實踐者的頭腦。

　　令人遺憾的是，當前我國經濟學界特別是大學講壇存在奉當代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的問題，這與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很不相稱。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者隊伍裡，本本的教條習氣還比較嚴重，立論缺乏時代感，甚至誤以為愈是固守本本就愈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自己不創新，也不容許他人創新，愛說三道四、指指點點。這種無端無謂的內耗、拉扯必然導致話語權的流失，無意中丟失理論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另一方面是有些學者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有潛意識的歧見。最近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一些學者悼念美國經濟學家科斯逝世的一些表露，甚至胡言“科斯的學說始終是照亮中國崎嶇的改革道路的明燈”。這種觀點也影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建設。

　　理論創新是靈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與時俱進、永葆旺盛生命力的源泉。鄧小平同志說：“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隻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既然是全新的事業，就要解放思想干新事、說新話、創新論。我們經濟學界隻要永不停步地順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大潮，奮勇挺進理論前沿陣地，以唯物史觀為武器，努力探索、開拓、創新，就必定能奪取理論制高點、堅守住主流地位。

　　當代西方經濟學應當借鑒，但不可奉為圭臬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學習和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必要的。《決定》指出，要“積極吸收借鑒國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歐美經濟發達，以之為研究基礎和分析對象的經濟學在某些方面無疑具有一定先進性，特別是宏觀經濟調控和微觀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但是，西方經濟學是從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實踐中總結概括出來的，而不是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立論的。精通西方經濟學的老一輩經濟學家陳岱孫生前就說過，任何外國的理論和模式，即使是科學的，在彼時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為我國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直接移用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因此，學習當代西方經濟學不能照搬硬套，更不能代替自己的創新。這裡不妨略舉兩例。前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士·莫裡斯來福建廈門演講時說，中國為了擴大內需，必須恢復居民存款利息稅，以減少儲蓄。此議從純理論講，很符合邏輯，但有違中國當前實際，斷不可取。再有一例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勒的誤診案例。上世紀60年代初，世界銀行請他去毛裡求斯考察，他的結論是該孤懸印度洋的島國因人口少、國內市場小、距國際主要市場遙遠，又含有內部許多致敗因素，是個毫無希望的國家。但毛裡求斯不信此論，自主推行漸進式雙軌制改革取得成功，成為今天非洲發展十分耀眼的國家。中國等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國家，也曾因不按“華盛頓共識”進行“休克療法”、推行漸進式雙軌制改革而被西方認為實行了最糟糕的轉型策略。可見，脫離一國實際的任何高論都隻不過是奢談。

　　至於有些人所謂科斯的理論影響了中國改革方向和包產到戶等妄談，就純屬牽強附會的夸飾之詞。在科斯學說登陸中國之前的上世紀60年代，鄧子恢就支持包產到戶，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暗中搞分田到戶，都與科斯毫不相干，談何影響！再聯系我國改革開放發展起來后，西方懷有敵意者噪音不斷，如鼓吹中國“威脅論”、“崩潰論”，甚至有的主張對中國實施“‘屠龍’戰略論”等。可想而知，西方的熱情根本不可能放在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

　　可見，隻有建設獨樹一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教授才能成為堂堂正正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學者，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小學生和傳銷者。也隻有這樣，中國特色經濟理論才能走向世界。

　　（作者分別為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副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3年12月08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