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塔連科 趙和平繪

米哈伊爾·列昂季耶維奇·季塔連科不僅是俄羅斯知名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還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遠東研究所所長和俄中友協主席。記者與季塔連科先生相識多年，堪稱老朋友。不久前，記者對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專訪，讓我們來聽聽他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記者：尊敬的米哈伊爾·列昂季耶維奇，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中國的？

季塔連科：我出生在西伯利亞阿爾泰邊疆區的一個偏遠鄉村，上中學時就對中國產生了興趣。當時正值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史課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歷史，使我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學畢業后，我考上了師范學校。很快，老師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是個中國問題“專家”，於是老師讓我在班裡做報告，介紹中國的歷史和孔子的教育學觀點。師范學校的前身是沙皇時期的一所貴族學校，圖書館裡有不少關於中國的書籍，其中有關於孔子、孟子書的俄譯本，我如飢似渴地閱讀起來。我被孔子的《論語》深深打動，從此迷上了中國的文化、哲學和教育學。從師范學校畢業后，我獲得了紅色畢業証書（優秀生），校務委員會一致推選我免試到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學習。

記者：聽說您和郭沫若通過信？

季：沒錯。上大學后，我繼續研究中國哲學，對老子學說產生了興趣。我根據《道德經》寫了篇論述老子辯証法的年級論文。當時我還不懂中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俄譯本出版了，該書介紹了孔子、老子和墨子，我被此書深深地吸引。我當時還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毛頭小伙兒，提筆就給郭沫若寫了封信：“郭沫若同志，您好！我對中國哲學很感興趣，我已多年研究中國哲學，您在《十批判書》中談到了老子，為什麼沒有提及《易經》呢？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一個月過后，我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他在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蘇聯朋友！謝謝你的來信。你對中國哲學感興趣，這很好。如果你真的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為長者我要告訴你，你必須學習漢語，學習中國的文言文。這樣才能深入研究原著。我給你的建議是：你要學習中文。”我向系主任匯報了與郭沫若通信的經過，系主任很支持我學中文的想法，他給歷史系領導寫了信，介紹我到他那裡學漢語。我的漢語老師是當時著名漢學家和翻譯家伊薩延科的夫人，伊薩延科是蘇共20大和21大中俄文高級同傳翻譯。雖然每周隻有兩次漢語課，主要學習書寫和對話，但對我今后的漢語學習產生了重要影響。

記者：聽說您還是馮友蘭教授的學生？

季：是的。1956年周恩來總理訪蘇，他在與赫魯曉夫會談時談到了互換留學生問題。赫魯曉夫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很快，蘇聯向中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共60人。我作為第一批蘇聯留學生被分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我用了兩年時間學習漢語，老師是馮友蘭。我經常到馮老家裡去請教，他講話語速緩慢，但思路非常清晰。任繼愈先生也是我的老師，我也去過他家。任繼愈先生還送給我一本他剛剛出版的《墨子》。此后，我又潛心研究墨子。后來，我和哲學系的師生一起到黃村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從永定門火車站上車，在豐台站下車。我在中國的農村生活了6個月。后來不知道是誰向蘇聯教育部“告了密”，說有一名蘇聯留學生不好好學習，跑到農村去“休息”。其實在農村，是馮友蘭教授親自給我授課，任繼愈先生和馮至先生也給我講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課。在農村，我有幸認識了翦伯贊先生。返京后，我轉到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當時的系主任是胡曲原教授，我繼續研究墨子，聽了許多名家的課，還遇到了復旦大學的校長陳望道。時至今日，在復旦大學辦公樓裡還有一個展牌，上面記錄著當年在復旦學習過的外國著名學者名單。位居第一的牌子上寫著：米沙（蘇聯），那就是我。（笑）

記者：畢業后您開始從事外交工作，但仍積極研究中國的古代哲學，當時有什麼考慮？

季：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蘇聯外交部，到蘇聯駐上海總領館任職，后轉到北京蘇聯駐華使館。結束駐外工作回到莫斯科后，我考取了莫大哲學系研究生。1965年我被派往蘇共中央國際部工作，專門研究中國問題和毛澤東思想體系，同時，繼續研究中國哲學。1967年，安德羅波夫出任蘇共中央書記兼國際部部長，我向他報告說，要想真正了解中國，必須從研究中國的哲學入手。我向蘇共中央建議，應加強對中文的學習和研究，培養一批中國問題的專門人才。后來，蘇共中央下屬的社科院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室，在莫大哲學系也成立了中國哲學教研室。1970至1971年間，我們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古代哲學》一書，詳細介紹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墨子。此外，我們還深入研究了毛澤東著作及中國佛教。

記者：俄羅斯漢學家為兩國關系正常化作出過不小貢獻，您對今后兩國關系發展有什麼考慮？

季：蘇聯解體之后，俄遠東所和漢學家們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連續五六個月發不出工資。這時，中國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資讓我們出版書籍。在中方的幫助下，我們出版了《中國哲學辭典》《中國精神文化百科全書》等。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我們研究所一直跟蹤研究。中國改革之初時，研究所內爭論激烈，一些人認為改革會導致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隻有進行改革，才能擺脫危機。作為所領導，我一直支持學術爭論。我們客觀、完整、准確、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地出版了中方改革時期出台的方針政策和經濟立法等文件，並把我們的研究報告不斷呈送俄國家領導人。通過幾十年對中國的研究我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讀懂中國人，弄懂中國文化，弄清楚中國政治，首先應該研究好中國哲學，因為中國哲學是一切問題的綱，綱舉才能目張。偉大的俄中兩國人民攜手並肩，共同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系，這就是對全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本報莫斯科7月28日電 本報駐莫斯科記者 楊 政）

鏈接

米哈伊爾·列昂季耶維奇·季塔連科：1934年4月出生。哲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聯邦功勛科學活動家、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俄中友協主席。季塔連科1957年大學畢業后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師從馮友蘭先生。1959年又前往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胡曲原教授。1962年至1965年，季塔連科在蘇聯駐上海總領館和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1965年至1985年，在蘇共中央國際部負責中國和東亞地區工作，1979年11月獲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至今，季塔連科一直擔任俄遠東所所長職務。1997年5月30日當選俄科學院通訊院院士，2001年11月當選為院士。季塔連科是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政治和現實問題、俄羅斯與亞太地區各國及俄中關系問題的專家，有論著200余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