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發展的源泉是創新。其實，不僅經濟社會發展，學術發展也源於創新。當前，創新正在成為時代最強烈的呼喚，人類社會正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期。而要把創新的潛能充分釋放出來，就必須從文化、傳統等方面加以反思與變革。

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民族在各不相同的長期社會實踐中，經歷了不同的認識與經驗的積累和篩選過程，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文化知識一部分以正式規則的形式出現，更多的則表現為非正式規則——習慣。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正式規則的演變總是從非正式約束的“邊際”的演變開始——即從習慣的逐漸改變開始的。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是無法擺脫他或他們所屬的那個民族的文化遺產的，因而制度的建構和變遷對文化有著很強的路徑依賴——即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道路必然對這個民族未來的發展產生影響。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為什麼會形成不同的行為規則？對一種文明來說順理成章的制度安排，為什麼在另一種文明中卻沒有自然產生或難以直接移植？可以說，這些問題中都有著文化和傳統差異的烙印。

嚴復曾對中國封建專制文化和政治制度進行過深刻剖析，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互相砥礪，以勝為榮”的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則是“以止足為教”，“相交相養”，“防爭泯亂”，這種文化精神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禁非有余，而進治不足”。自秦以來的封建專制統治者，為了統治上的便利與安全，不惜壓制民眾的微觀活力與主動性、創造性，使中華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到了近代，中國“防爭泯亂”的文化在西方“競勝性”文化的嚴峻挑戰面前，甚至完全喪失了主動自衛的能力。

在學術發展方面，自漢代今文經學興起，以章句注疏的形式解釋儒家經典就成為中國古代學者闡述自己學術思想的主要形式。經有傳，經傳有注疏，注疏又有注疏，“聖經一言而訓釋百言、千言”，皓首一經，“愈博而愈不知其要”。這種繁瑣的章句訓詁之學傳襲一千多年，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阻礙了中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進步。對於這種異常沉悶的學術環境和治學方法的形成，封建專制制度和文化難辭其咎。

學術與經濟社會是密切關聯的，封建制度和文化更導致了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停滯。李光耀曾以中醫的發展為例探討中國科學技術落后於西方的原因。中醫本來擁有幾千年的經驗，但由於慣於利用祖傳與秘傳的辦法來處置新的發明，父傳子，子傳孫，以致不能轉化為社會的共同財富。而西方則創立了專利制度，如果有人發明一種新藥，那麼，根據專利制度，他在起初的20年裡擁有專利權，但是過了保護期以后，這種藥品（發明）就完全屬於大眾了。這既有利於鼓勵發明創造，又有利於社會的知識進步和福利增進。

事實上，中國文化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壓抑創新的，先秦的中國學術發展充滿活力和創造力，並取得了堪稱人類文化瑰寶的成就。先秦諸子直接觀察、研究、詮釋自然界（“天文”）和社會（“人文”），創立了直抒己見的“子學”。只是后來經學興起，學者才把注意力轉向了對數量有限的幾部古代典籍的研究、詮釋上，學術思想遭到禁錮。

可見，發展根源於創新，而要激發創新精神，使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則必須回到中華文化原創，摒棄限制社會微觀活力和民眾創造力的文化和傳統，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成果，進行文化和制度創新。

（人民日報2001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