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界定為國家核心利益之一，可持續發展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認識和把握可持續發展的幾個層面。

基礎是資源和環境發展可持續。可持續發展問題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工業化以前，人類發展與自然的矛盾並不突出。工業化的推進，使人類社會生產力有了質的飛躍，加之人口的增加，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日趨嚴重。隨著自然資源被無節制地消耗、污染物被大量排放，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征服自然在給人類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災難，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正是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逐步成為人類社會的共識。

核心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現代經濟詞典》對可持續發展的解釋是：在經濟增長與保護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情況下，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可見，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一方面應認識到，不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把經濟、社會、環境割裂開來去謀求發展，隻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另一方面也應認識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本身不是目的，不能因為工業化會帶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而退回到男耕女織的時代。正確的出路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使我們的發展“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保障是制度和技術的發展進步。可持續發展不會自動實現，或者說難以通過市場自發調節來實現，而需要探索建立相關制度，彌補市場失靈，發揮市場作用。以環境污染為例。工廠排污不構成其生產成本，卻使他人和社會蒙受損失，從而形成了私人經濟活動的外部成本。這是一種對社會整體危害很大、但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沒有足夠動力去解決的問題。怎樣使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於企業成本之中呢？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政府應通過對污染環境者征稅，將污染成本加到產品的價格中。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提出，隻要明確環境的產權和依法保障產權，就可以通過有關方面的市場交易，實現沒有社會成本的環境優化管理。可見，人類認識的深化和制度的發展使可持續發展的成本越來越低。同樣，科學技術的進步也正在使原來不可行或不經濟的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產方式變得可行、經濟。

先導是文化和理念的創新普及。文化和理念產生於實踐，又影響著實踐，先進的文化理念對實踐具有先導性作用。如果形成了有利的社會思想意識和文化氛圍，可持續發展制度實施和技術應用的效率都會顯著提高。工業文明興起時，人類征服自然、統治自然的思想意識佔了上風。笛卡爾就認為，借助科學“我們就可以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迷醉於人類的能力。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人類對自身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和認識迅速提升。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戰略。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全球首腦會議通過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議程》。我國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問題。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成為指導我國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從此，可持續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顯著地推動著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實踐。

（人民日報201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