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6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認識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為什麼我國必須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的政黨制度具有哪些優勢？圍繞這些問題，近日記者採訪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周余雲研究員。

周余雲指出，現代政黨政治發源於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現已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運作方式。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看，政黨制度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同類型的政黨制度又都受制於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無論是以英美為代表的兩黨制，還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多黨制，都經歷了長期孕育和發展的過程，都是從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而非憑空創造出來的。英美之所以形成兩黨制，是因為它們在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成熟穩定並與政權直接關聯的兩大政黨。法國之所以形成多黨制，是因為它在經濟上是小農經濟佔優勢，經濟上的分散導致政治力量的分裂﹔在政治上存在各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雅各賓主義、波拿巴主義、戴高樂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此起彼伏。由此可見，英、美、法等國家的政黨制度都體現了各自的國情特點。這也決定了其他國家如果簡單移植、照抄照搬這些國家的政黨制度，不僅很難成功，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會妨礙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先后效仿其西方宗主國，實行了兩黨制或多黨制﹔上世紀90年代以來，原蘇東國家在放棄共產黨領導后，也大多採用了多黨制。但從實際效果看，真正獲得成功的很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西方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普遍經歷了一二百年的時間才發育完成，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進口”實現短期速成，必然會因為存在先天缺陷而導致水土不服。對此，西方不少學者都有過深刻論述。比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就認為，美國的聯邦制和民主制度，“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隻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西方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呢？周余雲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不是籠統地、一般地去反對兩黨制和多黨制，而是要反對那種不問青紅皂白、不顧時空條件，把國外政黨制度簡單搬用到當代中國的主張。當今時代，民主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也是我國政治體制建設和改革的方向。但是，民主不是一定要表現為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正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搬用多黨制來體現政治民主，但這些政黨並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是成為政客們個人政治野心的戰車。如果某一政客在原來的政黨中無計可施，就會組建新黨，然后再去招兵買馬。正是這種低水平的政黨制度，導致政治紊亂和暴力。因此，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黨制度，必須以自身國情為依據。各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實踐規則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無論哪一個國家，試圖全盤照搬他國政黨制度，都不會取得良好效果﹔同理，無論哪一個國家，試圖讓他國移植自己的政黨制度，也都是行不通的。而且，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離不開穩定的政治環境。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政黨制度，導致政黨之間永無休止的攻訐、爭斗，隻會阻滯甚至中斷經濟發展。

周余雲指出，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不是沒有模仿、搬用過西方的政黨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國曾涌現300多個政黨。政黨林立，導致“黨見紛歧，心意各別，欲圖和衷共濟，更所難得”。1912年12月到1913年3月的國會選舉更是丑聞不斷，如拉人冒名投票、以金錢或吃喝賄選、脅迫別人投票、虛報選民數字等等。當時，國民黨雖在選舉中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其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自以為可以組閣，但袁世凱的暗殺刺破了多黨民主政治的肥皂泡。隨后，大多數政黨就煙消雲散了。可見，脫離中國國情盲目照搬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立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既融合了諸多政黨制度的優長，又體現了自身的特點：它不是一黨制，而是多黨合作制，是建立在共同政治和經濟基礎上的、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多黨合作制﹔它也不是兩黨制，而是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制。實踐已經証明，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在推動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我國的政黨制度不僅並不落后於人，而且在國際比較中日益顯現出巨大的優越性，我們決不能妄自菲薄。隻要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必定能夠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發展道路，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並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

2009-09-29，理論版（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