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總結概括其基本經驗，並形成規律性認識，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您強調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時候，還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能否談一下當代化與民族化的具體含義？

龔育之：把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和民族化結合起來，這不能算是哪個人的創見，恐怕是理論界的共識，不過有些研究者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更加明確地把它提了出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規律”課題組的同志都贊成這個意見，我也贊成這個意見。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當前時代的發展、同當前時代的特征結合起來。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各自國家的情況、同各自國家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在中國，就是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也就是中國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與民族化，實際上就是說，要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環境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

上個世紀20年代，蘇聯給列寧主義下定義，出現過兩種意見，一種強調俄國性，一種強調時代性，展開了一場爭論。斯大林強調時代性，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比較起來，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開闊。單提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把列寧主義的意義給限制了。列寧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了帝國主義，出現了世界戰爭，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都是馬克思的時代所沒有的。列寧看到了世界的變化，看到了這個變化下馬克思主義應有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產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同俄國條件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沒有這一條，也沒有列寧主義。對列寧主義的定義，應該既看到時代的變化，又看到馬克思主義同俄國情況、俄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應該把這兩點都突出出來。

記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當代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龔育之：1938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的事情，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夠、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當然，那時提中國化，強調了民族性、地域性，沒有特別強調時代性，因為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的時代主題還沒有變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當我們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的時候，情況不同了，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和平，一個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或者說，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講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單講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不夠的。黨的十四大報告評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說：“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講了當代化和民族化兩個方面。“時代特征”這幾個字寫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實際”前面加個“當代”也非常重要。這個包含了兩個方面的提法，成了規范的提法，已經寫進十五大和十六大黨章。

記者：這個歷史敘述發人深思。那麼，我們黨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龔育之：我們知道，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次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層，開始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實際上的領導地位，為中國革命從失敗轉向勝利准備了條件。但是，這個確立只是開始，到完成還要有一個過程。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以后才逐步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轉變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這條路線又受到從共產國際回國的王明從右的方面的干擾。直到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了這個干擾，才完全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就是由毛澤東同志來做的。在這個報告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那一節裡，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928頁）

記者：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論述，鮮明潑辣，一針見血，實際上就是對著王明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而發的。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經歷了許多曲折和斗爭。

龔育之：是的。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由來已久。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實際上就開始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這個進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它的許多先驅者，它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許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同志，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以及六屆六中全會上的這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但是，這個進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正確傾向發展的同時，還存在和發展著另外一種傾向，就是不了解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了解必須依靠群眾獨立自主地找出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正確路線和政策，而是脫離中國實際照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詞句當作教條，盲目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決議和從國外來的指示。這后一種傾向一再給中國革命造成損失，危害最長最嚴重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先是“左”傾后又轉為右傾的教條主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得到普遍的贊成，啟動了全黨克服教條主義思想的自覺。1939年《共產黨人》雜志創刊，毛澤東同志撰寫發刊詞，總結建黨以來的基本經驗，進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原則。1940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其中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07頁）

記者：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論述，同前面所引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論述，交相輝映。

龔育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語言上更加簡潔通俗的表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則是在學理上更加精確細致的表述。這兩種表述的含義是完全一致的。

經過延安整風，經過黨的“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為全黨所接受並且寫進了黨章。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充分地、強有力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意義及其科學定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記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總的歷史進程，您認為應該怎樣概括？

龔育之：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是最先提出“兩次歷史性飛躍”論斷的出處。十五大報告進一步論述了這“兩次歷史性飛躍”。

這裡有一個問題：在兩次飛躍之間，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是一個什麼情況呢？用什麼語言來概括為好呢？我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這一段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准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思想有新的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后來又出現了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本人在1956年提出過“第二次結合”的任務（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3頁）。事實上從這時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有了新的開始，如果探索順利成功，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就應該從那時算起。因為新的歷史任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已經提出來了嘛！然而，那個探索走了大的彎路，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失誤，所以不能說“第二次結合”、“第二次飛躍”已經實現。但是，從1956年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無論取得的成功還是走過的彎路，無論正面的經驗還是反面的教訓，都為第二次飛躍做了准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了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個飛躍進程的主體，還是黨的集體，黨的領導層和黨的理論界的許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同志。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和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的第二次結合重新起了頭、奠了基、開了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歷史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裡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或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前一個名稱是以其主要創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后一個名稱是以其理論的主題命名的。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和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在黨的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同毛澤東思想一起寫進了黨章。

記者：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進一步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治軍的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偉大成果。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進了黨章。

龔育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三大理論成果。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個成果。一次歷史性飛躍，不是一個很短的時期，而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所面對和所要解決的是很重大的歷史任務、歷史課題。解決了這樣的歷史課題，才算實現一次歷史性飛躍。

從整個黨的歷史來看，通常都是說這樣三段，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段，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一段。相應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第二段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期，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准備﹔在第三段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三段歷史，兩次飛躍，三大成果，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的歷史進程的簡單概括。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並沒有結束，它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實踐在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繼續。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它不斷地同各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與時俱進。

（2005年4月4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