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艱巨性。他指出，“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深化改革，就要對改革進行深入研究，從而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長期以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以改革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對象，形成了許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近日，記者就有關改革發展的話題採訪了該院院長遲福林。

記者：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總體進入小康。作為一直跟蹤研究改革發展問題的學者，請談談對改革發展問題的認識。

遲福林：改革是我國發展的持久動力。我們過去取得的成就靠改革開放，今后的發展仍然要靠改革開放。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舉世矚目的成就、前所未有的跨越，給國家以富強，給社會以進步，給人民以信心。但我們應看到，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矛盾新問題。十幾年前，鄧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在我看來，發展起來的主要問題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矛盾，經濟總量、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之間的矛盾，全社會公共服務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現實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問題，總的看起來，有的是發展中的問題，有的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的結果。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發展中的問題要靠不斷發展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從原來以滿足生存需求為主要目標的生存型階段，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發展型階段。這一重要變化既是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也是下一步改革發展的歷史起點。需要注意的是，進入發展型階段，並不意味著我國的基本國情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基本國情看，我國經濟發展仍處於較低水平，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需要繼續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長期性的根本任務。同時，也需要強調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這就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改革攻堅，逐步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

適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變化，應相應調整改革重點：一是更加關注人的發展，樹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消除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著力推進新階段的城鄉統籌發展。二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經濟工作的重點從擴大投資轉移到創造社會需求上來，著重實現經濟運行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運行機制。三是大力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於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記者：改革開放30多年，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多項重大改革啟動、實施、推進的重要時期。作為一直關注改革的研究機構，20年來中改院在學術研究、政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遲福林：改革研究機構的基本職能，就是提出改革建議，服務改革決策，促進改革共識。20年來，中改院始終通過服務改革發展實踐來發揮作用。20年的積極進取、開拓創新，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服務重大改革決策，關注改革現實問題。把研究成果轉變為科學合理的政策建議，是改革研究機構的主要職能。中改院一成立就十分重視研究成果的轉化問題。“三農”問題一直是中改院研究的重點。1995年提出了“關於深化農村經濟改革的60條建議”，提出盡快實現農戶土地使用權的長期化、物權化﹔1998年提出“盡快實現農村土地使用權長期化的政策建議”。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圍繞以建立國有控股公司為重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從總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以國有大型企業為重點積極穩妥地推進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為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學理支撐。同時，還舉辦了全國首次大規模的“全國體改系統股份制實踐研討班”，培養了一批股份制經濟規范化運作人才。

應對重大緊急問題，及時提出政策建議。1994年前后，我國通貨膨脹形勢嚴峻，中改院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的50條建議”，受到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5年，在國有銀行債務風險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時，我們通過廣泛交流、借鑒比較，提出了“以解決不良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30條建議”，提出通過債務托管解決不良債務以推進銀行商業化、股份化的建議。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還提出，我國傳統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我國面臨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終結、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終結和以GDP為目標的增長方式終結的挑戰。為此，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重要的是在政策調整中加快推進一攬子改革。這個“以改革應對危機的建議”，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順應社會發展趨勢，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研究。戰略性、前瞻性研究，是順應社會發展趨勢，把握改革時機、掌握改革發展主動權的重要基礎。2003年SARS危機后，我們強調要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提出了政府轉型的系統思路和相關政策建議。社會建設問題，是近年來理論界關注的重點。2004年，我院提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建議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同時，還對發展方式轉型進行研究，為國家“十二五”規劃起草提供重要參考。

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提供改革研究新視角。基礎研究是創新研究的基石和后盾。中改院歷來重視改革問題的基礎研究，不斷加大創新力度。比如對市場經濟進行系統研究，1993年陸續出版了《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一套10本中英文叢書，深入探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等重大理論和改革思路。近幾年，又先后提出當前已由私人產品短缺轉向公共產品短缺﹔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發展導向﹔以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為目標，推進二次轉型與改革等重要理論觀點。這些觀點和思路，有的已經成為多方面的共識，有的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

記者：改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需要更好地發揮研究機構的作用。對於如何辦好這類研究機構，您有何看法和建議？

遲福林：研究機構的發展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緊密相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將有力促進研究機構的發展。辦好研究機構的要素有很多，結合中改院的發展情況，我認為，有三個關鍵要素。

服務改革發展大局，參與改革實踐。改革開放是深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革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研究機構的發展提供了土壤。研究機構隻有堅持正確的研究方向，服務改革發展大局，才能走遠走好。我們自己常說，中改院是中國改革的產物，是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中改院提供了成長土壤，使我們能為國家、為社會、為企業做些有益的事情。

創新體制機制，凝聚多方力量。單個研究機構，即使人再多，能做的貢獻還是有限的。所以，要利用社會資源，利用方方面面智力機構的智慧，利用他們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來綜合、吸納，形成一些好的智慧、好的理念、好的主意。因此，創新研究機構的體制機制，以凝聚、調動各方面關心和支持我國改革事業的力量，是辦好研究機構的重要因素。中改院自成立開始，就堅持用改革辦法辦院，探索科學發展的路子，形成了“獨立性、網絡型、國際化”的體制機制。所謂“獨立性”，是指機構獨立、研究獨立、人事獨立，遵循中央對改革的總體部署，獨立客觀地開展改革研究﹔所謂“網絡型”，就是廣泛聯絡對改革研究有造詣的專家學者，直接或間接參與研究﹔所謂“國際化”，就是增強改革研究的國際化視野，廣泛開展國際合作項目，加強國際間的交流，提高機構的學術影響力。

培育團隊文化，打造責任團隊。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同樣，學術研究機構的探索，不可能沒有風險、沒有困惑、沒有壓力。這就需要學術研究團隊具有歷史責任感，能以改革發展為己任，把自身價值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結合起來，為黨、國家、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中改院就有這樣一支學術研究團隊。他們在深入研究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實現自身價值，形成了胸懷改革使命、熱忱改革奉獻、充滿改革活力的奮發向上的團隊文化。(201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