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走向法治。這給中國大眾傳播的觀點表達——新聞評論所帶來的，不僅是一種蔚為大觀的寫作類型——法治評論，更是一種幾乎可以體現在涉及社會公共生活任何話題的評論作品中的思維品格。按本書作者王鬆苗的話來說，就是“決定性的不是說什麼事，而是怎樣說”。

作者在本書中描述“法治評論”的特征時寫的這一句話所表現出來的認識，突破了評論寫作的主題、范圍、作者身份和在作品中體現的知識結構等表層類別標准，直接在寫作的思維、觀念、基本的精神姿態和認識視角的層面上觸及了法治評論的本質特征——“當越來越多的評論作者開始養成據法求理的思維慣性，開始具備依法說事的基本素質的時候，他們對問題思考的深入程度和細致密度，對於推動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工作將具有重大的影響力。這就使得法治評論在目前媒體市場競爭中風起雲涌，並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

在網絡微博時代所提供的中國社會巨大的觀點表達總量之外，上述意義上的法治評論是更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新聞評論的一個因素。它在“質”的意義上代表著中國社會公共領域思維和表達的時代特征。它需要一個開闊視野、更為細心的觀察和較高的認識層次才能夠完整地把握和呈現。除了學術條件之外，也許尤其需要的，是與中國法治評論的發展相伴隨的實踐體驗。

作者以多年的法治評論寫作和編輯成就獲得中國新聞評論工作者的最高獎項——韜奮新聞獎，加之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追求，使他有可能超越一般新聞評論工作者“隻緣身在此山中”的觀察與思維局限。所以，對於整體總結中國當代法治評論的發展這個任務來說，他是一個特別合適的人。

閱讀這部書稿，首先入眼的是作者所呈現的一個開闊的認識框架。作者不是局限於當代法治評論寫作的經驗層面來談法治評論的。實際上，他把法治評論這個認識對象置於中國近代以來媒體言論發展的深遠背景中來認識，在眾聲喧嘩的大時代裡，披沙揀金般地悉心發現和辨識法治評論的苗頭和源頭，梳理著法制和法治的思想因素如何一點一滴地滲透進公共媒體的觀點表達之中——即使是在文化批判和政治斗爭的年代裡，這個微妙的過程也緩慢卻頑強地悄然行進著。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以一個法治的視角重新觀察中國近代以來新聞媒體和新聞評論的發展史，雖吉光片羽，卻給人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感受。

這本書對於當代，尤其是上一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評論發展線索的梳理格外清晰。作者清晰地描述了伴隨著“法治”寫入憲法，在整個社會的觀念從“法制”的轉變到“法治”的過程中，中國媒體的“法制評論”也走向了“法治評論”。對於中國社會而言，這絕非一字之別，一字之易，其中蘊藏著深刻的觀念變革;而對於中國的新聞評論而言，這也同時意味著寫作立場、寫作觀念、思維方式乃至表達中的語態的微妙變遷。那種自上而下、“以法制民”的寫作姿態，被一種權利本位、公民關懷的寫作觀念悄然代替。

在這部書稿中我讀到:“法治蘊含著自由民主、權利平等、法律信仰、公權適度等諸多理念，遠非法制一詞可以勝任。”“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法治是民主的規范化、制度化形態。”“法治是社會治理方式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是基本的治國方略，而不是唯一;是一種規則控制，而不是具體的游戲規則;是方法論，而不是具體方法。”“法治是一種以人民民主為實質，由人民充分行使權力和承擔責任的一種社會自我組織、自己管理的國家政治形式”……

正是對上述法治理念的深刻體認，使作者清晰地把握到了法治給中國新聞評論注入的新的因素以及法治評論的獨特品格。比如，他認為，法治評論所具有的“規范性思維”特征，就是“法學思維”所注入的。“法治評論最為重要的理論品格，言說法理的關鍵不在於法律知識，而在於法治思維。”在這部書中，他還依據法治理念和法律規范，探討了評論的分寸和推論的界限。在我們看到法治給中國新聞評論注入新的因素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位具有法學素養的新聞評論工作者給新聞評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東西。

這部書稿把法治評論的研究置於新聞評論的當代發展所推動的新聞評論觀念變革背景下，對於新聞評論理論探討的進步比較敏感，提出一些有深度、有啟發性的見解，如:“政治性在當下無法成為法治評論的理論品格，但不把政治性作為法治評論的主要屬性，並不意味著法治評論可以不講政治，只是這種政治更多地體現為講法治，講人性，講服務，而不是生硬的甚至是人為拔高的政治觀察或政治話語。”

當然，作為一部研究新聞評論實務的著作，本書一個重要的價值，應當是其中新聞評論與社會進步互動的豐富的實踐信息:展開此卷，活躍於當代中國十余年間公共輿論中的那些法治評論名篇盡收眼底，把我帶回到一個個著名公共事件的輿論場中;掩卷思味，仍不免有震撼之感。實際上，在推動制度進步、觀念進步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有法治評論活躍的身影。法治評論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在此書中得到了生動的再見。

這部書是關注中國法治進程和關注中國新聞評論發展的人們值得一讀的。

(馬少華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馬少華為《法治評論道與技》一書作的序，刊發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