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修養，是立身之本，也是成事之基。知識與修養的關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知識是人們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所獲得的認識和經驗的總和。觀念形態的知識以語言、文字、圖表等形式固定下來以后，就具有了可傳承性和習得性，成為人們在生產、生活、工作中經常運用的一種工具。修養則指的是人們在思想道德、品質品格和精神境界等方面經過鍛煉和培養而達到的一定水平。一個人的修養如何，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如何運用所掌握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去對待生活、對待工作、對待他人。

知識就是力量。人類從刀耕火種、結繩記事發展到新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發揮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自然知識重要表現形態的科學技術，在當代更發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第一生產力”。然而，人類知識的積累、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來都具有兩面性：運用得好，能為人類自身造福﹔運用不當或為惡人所用，則可能導致知識的“異化”，成為禍亂之源。例如，人類對核能的開發，開辟了利用能源的新途徑﹔但核武器的出現，卻使人類籠罩於自身制造的死亡陰影之下。近年來漸趨成熟的克隆技術，同樣帶有鮮明的雙刃劍特征。就個人而言，知識既可以成為完善自身、服務社會的手段，也可能成為欺世盜名、違法犯罪的工具。目前社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高科技犯罪”，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此可以看出，僅有知識是不夠的。不斷提高思想道德修養，正確運用所掌握的知識，對現代社會的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來說，顯得愈益重要。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修養的價值大於知識。

豐富知識是一種學識積累，加強修養是一種品德歷練。這兩者都是一個艱苦的過程。然而，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表明，同知識的獲得相比，修養的提高似乎難度更大。大概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國古人十分強調正確處理修養和知識亦即“德”與“才”之間的關系。儒家所謂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就把德行修養作為最高追求。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也就是說，才是德的基礎，德是才的靈魂，二者密切聯系，但德是第一位的。顯然，這並不是簡單地重德輕才，而是在深刻把握修養與知識的內在關系后得出的結論。在我國學術思想史上，固然有心口相背、言行不一的“鄉願”，但真正為后人所景仰的大家，肯定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而更多地是因為他們既具有廣博的學識，又具有高尚的情操。

近現代以來，社會分工日趨復雜，學科分類日益精細。很多分支學科都從哲學這個大而全的“母體”中分離出來，分門別類地發展壯大。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廣度、能力和水平，都遠非古人可比了。知識的傳承和拓展，也不再如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只是“閑暇者的一種嗜好”，而成為學者賴以謀生的一種職業。學科研究的精細和學術的職業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與此同時，某些背離人們初衷的負面效應也漸漸顯現：一些學者終其一生都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學科范圍內開展研究，對此之外的學問知之甚少。他也許能成為某個知識領域的“專家”，卻未必具有必備的人文道德素養。學術職業化在客觀上帶來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緊張關系，知識和學問在一些人眼中只是一種“為稻粱謀”乃至沽名釣譽的工具，而消解了正義、良知等價值理性的神聖光環。特別是在有關機制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學者工具理性的膨脹往往容易引發急功近利、剽竊造假、以“學”謀私等“學術浮躁”和“學術腐敗”現象，進而導致學術研究和道德水平的雙重退化。有鑒於此，許多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學術研究須注入人文關懷，確立學術規范，加強道德自律。這也提示我們：知識與修養的關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具有了新的內涵﹔“修養的價值大於知識”，應當成為一種共識。

（人民日報2005年9月23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