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哲學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形而上學是與辯証法相對立的一個范疇，指的是孤立、靜止、片面地認識事物的一種哲學立場、觀點和方法。不過，形而上學還有另外一種涵義，是指探求事物的共性及一般發展規律的學問，與哲學大致相當。從這種涵義上說，形而上學的歷史與命運也就是哲學的歷史與命運。

從詞源上考察，形而上學最早是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其原名乃是《物理學后諸篇》（拉丁文metaphysica）。日本近代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借用我國哲學經典《易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說法，將書名翻譯為《形而上學》。這一譯名在之后的中文哲學譯作和著作中得到廣泛採用，並日益為人們所熟知。

《形而上學》一書研究的是自然萬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質或共相，代表了古希臘本體論哲學的最高成就。這部著作帶有明顯的二元性：一方面，反對柏拉圖把永恆不變的“形式”或“理念”作為事物的本質，主張從事物的運動和變化中，從形式與質料、本質與現象、一般與個別的密切聯系和統一中來認識事物，因而被列寧譽為“到處都是辯証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另一方面，卻設定了推動者對於運動者、形式對於質料的優先地位和決定作用，並確立了“無限后退不可能”的原則，由此推導出所謂的“第一推動者”或“純形式”（神），因而又窒息了辯証法思想的生命力。

西方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沿著古希臘本體論哲學的路徑，繼續討論一般或共相是否具有客觀實在性的問題，並形成了長達300多年的唯名論與實在論之爭。其中，實在論者如托馬斯•阿奎那等從亞裡士多德關於運動與變化、潛能與現實尤其是原因與結果的學說出發，對上帝這個“最高的共相”和“終極因”進行了証明。這種証明遭到了以康德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學家的批判。康德認為，這是一種獨斷的、教條主義的形而上學，它以因果律為普遍必然規律來証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作為“終極因”卻超越了因果律，這使它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中。造成這一后果，關鍵在於它將因果律這一基於經驗的法則運用到了先驗的領域，從而形成了所謂“先驗的幻象”。除因果律外，康德還從宇宙論的角度，對宇宙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構成宇宙的基本單位是單一的還是復雜的、宇宙是必然存在還是偶然存在等幾組最“形而上學”的命題進行了探討。他通過論証表明：一旦理性超越經驗領域涉足這些問題，就必然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即上述每組命題中兩個提法都可以得到証明，但它們在邏輯上卻是彼此矛盾、無法相容的。因此他認為，作為科學認識論的形而上學應該放棄這類“先驗的幻象”，把注意力集中到經驗所能把握的現象界中。

黑格爾高度肯定了康德關於理性的超驗運用必然導致矛盾或二律背反的思想，認為這是對舊形而上學的釜底抽薪，是西方近代哲學最重要和最深刻的進步。但康德把矛盾歸結為理性思維自身的本質，並僅從宇宙論的角度列舉了四種矛盾，則表明他對矛盾缺乏深刻的研究。黑格爾認為，矛盾不僅僅存在於思維之中，而且廣泛存在於現實事物之中，認識事物的矛盾特性就是哲學（形而上學）思考的本質。基於這一認識，黑格爾不僅將矛盾對立統一、辯証發展的思想貫穿到他的邏輯學中，而且貫穿到他的自然哲學、法哲學和歷史哲學中。在他看來，自然和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都不過是一種既是實體又是主體的“絕對精神”辯証發展的外化過程。然而，這又使他的辯証法思想陷入客觀唯心主義的泥沼。馬克思主義哲學抓住了黑格爾哲學中辯証法的“合理內核”，並把它從理念的“天國”拉回到現實實踐的“大地”上，確立了唯物辯証法，從而在根本上超越了獨斷的、教條主義的形而上學。

追求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真理）是人類的天性，也是形而上學的根本旨趣。雖然現當代西方哲學大都反對“絕對真理”意義上的形而上學，而從“現象學”、“語言游戲”、“猜想與反駁”、“約定論”等多個角度來定位哲學或科學理論（真理），但這些哲學都可以看作溫和的形而上學，而不是徹底的反形而上學。事實上，徹底的反形而上學在現實生活中也行不通，因為科學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都需要基本的共識和規范。毋寧說，我們將永遠走在從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發展的路上。這就是形而上學的命運，也是人類認識的規律。

（人民日報2010年6月4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