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是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界普遍關注的一個話題。如何理解和詮釋現代性，關系如何建構和發展現代社會，如何評價和對待不同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與社會發展模式。因此，在現代性的論域中探討“中國模式”的內涵、意義與話語權，顯得很有意義。

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性指的是現代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層面的基本精神特質與制度架構。現代性本是西學中的一個概念和研究課題。從西方哲學的層面看，現代性就是與西方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相對立的理性主義。現代西方社會在其他層面的架構，如資本主義、議會政治、大眾文化、科層體制等，從一般意義上說都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延伸和具體化。西方學者從理性主義及其具體化的視角來理解現代性，無可非議。然而，相當數量的西方學者卻將其視為對現代性的唯一定義，並試圖以此為依據來評價甚至左右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發展模式。這在東西方學界都受到了強烈質疑和反對。“多元現代性”、“東亞現代性”等論題的提出及其影響的不斷擴大，就是在現代性問題上反西方中心主義和話語霸權的一種體現。

毫無疑問，現代性不能簡單等同於西方理性主義，而應被理解為不同民族國家在從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精神理念、文化形態、政治體制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的多元選擇。一個民族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隻要能夠促進該國的穩定和繁榮進步，並有益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就應該受到尊重，在現代性的問題上就應具備話語權。就此而論，“中國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中國模式”，又可稱之為“中國道路”。這個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連續多年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從改革開放前的瀕於崩潰邊緣發展到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三，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4000多萬，等等。我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這一系列重大成就引起了一些西方學者的關注，他們用“中國模式”來指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很明顯，這些西方學者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模式”的。然而，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孤立的經濟，經濟建設總是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密切聯系、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因此，僅僅從經濟的層面來概括“中國模式”，不免顯得有些狹隘。要全面、准確地理解與概括“中國模式”，就必須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同時，客觀分析與考察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觀念和社會管理體系，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全面認識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發展模式。

治大國難，治發展中大國更難，治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可謂難上加難。我國有13億人口，有位居世界第三的國土面積，有56個民族，還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國情。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現代化建設並實現長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堪稱奇跡，“中國模式”無疑為現代性注入了新的內涵，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有益啟示。因此，在現代性問題上，我國學者無須奉西方的話語體系為圭臬，而應重視“中國模式”的價值和意義，珍惜由此而取得的話語權，得出自己的結論，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深化現代性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歷史賦予我國學者的一項重任。

（人民日報2009年10月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