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文學吟誦，呈現三大特征：按照不同文體自身的要求吟誦，文有文的規則，詩有詩的規律，讀法本來就是依據不同文體特點和實用要求來確定的﹔調由心生，表達心聲流露真情的“言”是“文學”吟誦的依憑，它要求依字行腔，按義體情，聲情一體，抵制過度的“樂音”化和單純迎合美聽的傾向﹔重視文學吟誦原本的“教化”與審美的功用，尤其強調通過吟誦養性修身，改變或重塑自然性情，重新面對家庭和社會生活。

　　中國傳統的詩的歷史表明，文學吟誦乃是伴隨著近體律詩的成熟而成熟起來的。當最好的近體詩人出現時，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吟誦才得以誕生。清人方世舉《蘭叢詩話》評說杜律雲：“唐之創律詩也，五言猶承齊、梁格詩而整飭其音調。七言則沈、宋新裁。其體最時，其格最下，然卻最難，尺幅窄而束縛緊也。能不受其畫地濕薪者，惟有老杜，法度整嚴而又寬舒，音容郁麗而又大雅，律之全體大用，金科玉律也。”杜甫是公認的唐代最好的律詩作者，他不僅“吟”出了人間最好的律詩，同時也給后人提供了一把量尺，幫助我們從良莠不齊的詩歌遺產當中，選擇出最好的詩來承傳文學的吟誦。

　　然而，杜甫絕不會僅僅因其律詩的成就卓絕就能站上傳統文學吟誦典范詩人的高位，這隻能歸結於杜詩與《詩》教文化傳統的對接和傳承。朱東潤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吾嘗讀杜詩，觀其想象之豐富，不如李白，措語之工麗，不如李商隱，即論實大聲宏，群推為盛唐詩之特征者，亦不能勝王維、岑參等同時諸人，然而巍然為詩壇之宗主，千載而下，終不敢置一辭者，則其性情之真摯、為獨得《詩》三百五篇之遺則故也。”

　　詩藝為次，詩教為高。因為杜詩“性情之真摯”，才使其“獨得”《詩》教文化的“真傳”。從中國詩史上來看，最先大力揭示杜詩與《詩》教精神之根脈聯系的當是宋人。宋代的江西詩派有所謂“一祖三宗”之說，認杜甫為“詩祖”，將仿效學習的重點放在杜詩的“聲調格律”上，顯然，這有違《詩》教傳統。當這種偏重形式的詩學之路愈走愈遠之際，本於《詩》教傳統的批評便必然地發生了。南宋的張戒在《歲寒堂詩話》裡明確地宣稱：“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

　　“杜律”之所以成為文學吟誦成熟的標志，成為最具傳統文化魅力的典范，從吟誦的實踐以及杜詩自身來說，主要原因在於杜甫的“吟”呈現了“作詩”“改詩”“賞詩”的全過程，展示了融三者為一體的詩意的人生狀態。

　　請看杜甫詩句中“吟”的所指義。“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是說面對滿山的秋葉吟詩，觸景生情，因情賦詩，賞景與吟詩同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強調令別人激賞的佳句都是在苦吟中得到的﹔“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說在吟詠當中修改詩的情形，此處的“長吟”，即邊吟詠，邊琢磨，都是為了讓詩的聲律更加妥帖﹔“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說的是詩成之后的賞讀。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在這首詩中，杜甫言明了吟詩所體驗到內心快樂。其中的第二句承繼了千年以上漢儒說詩的話頭，即“吟詠情性”，將詩人吟詩的生命體驗，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詩”原來是一種陶冶性靈的好東西。它能讓一個人借助“自長吟”來體驗生活的樂趣，並在渾然不覺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孔子時代，原始儒家的學問本來就是有關人生的學問，且充滿了實踐意味。《論語》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中，“志於道”為求真，“據於德”“依於仁”為求善，“游於藝”則是求美。可以說杜甫一生吟詩，最生動地體現了一位古代儒者的人生所依和所求。

　　同時，杜甫的吟詩生活，包括對詩藝的精求，以“吟詩”為樂的人生態度和實踐等，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逝世后中晚唐的詩壇就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苦吟”詩派。如果說在初盛唐的時代裡，一般文人熱衷吟詩包含著求取功名利祿的考慮，那麼，到了中晚唐及其以后，“吟詩”開始轉變成為一種文人內心需求之事。對於文人來說，“吟詩”是一種身份性的文化活動，但具體到個人，尤其是身處仕途環境惡劣之際，“吟詩”便成了能讓文人內心安寧的生命托付。孟郊曾雲:“夜學曉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以“推敲”著名的賈島則感慨說出：“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苦吟”原本是指對詩歌語言的刻苦錘煉，精益求精。但到了“苦吟”詩派這裡，就不僅止於詩藝，而是演變成安頓生活、托付生命的唯一。與后來的苦吟詩人相比較，杜甫吟詩卻是“樂感”充溢，從容不迫，在“吟味”之中享受那不斷涌來的快樂。

　　（陳向春 作者為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