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體西用”的香港文學

　　香港為中西文化交匯處，許多行業“西體中用”，或洋化西化﹔香港文學則立足本土，“中”為心源，放眼世界，一如既往地走在“中體西用”的路途上。

　　香港文學由中國人寫、用中文寫、寫中國人、描中國事、展中國心，給中國人讀，作品具有中文品位、意象、風骨和氣韻。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96)》所列作品，幾無例外的是中文作品﹔文中間或夾帶英文，那不過是信手拈來、裝點門面之物。

　　香港文學是在中國古典文化和文學的熏陶、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氛圍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三四十年代，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許地山、蕭紅、夏衍、葉靈鳳、戴望舒、蕭乾、端木蕻良、林煥平、黃藥眠、徐遲、葉君健、馮亦代、郁風、杜埃、袁水拍、喬冠華、秦似、黃谷柳、陳殘雲等，或在港講學，或在港辦報辦刊，或來此創作，為香港文學奠定了扎實基礎，有的作品已成為香港文學的組成部分。這些作家的作品的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十分鮮明。

　　今春舉行的“香港文學節”，展示50年來香港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業績，盡顯中文風流，一副中國氣派，令不少外國讀者望“中”興嘆。記者曾採訪一位英國文學評論家，他坦言相稱，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國家或地區中，像香港文學這樣保持母語強勁生命力，仍視為母語文學一分子並日益獲得國際認知的，已不多見﹔美國出版的有關中國當代文學選本中，收錄了香港近10名作家的作品。

　　我們熟悉的唐人、金庸、梁鳳儀等香港作家的小說，前者如《金陵春夢》和《蒼生》，中者如《鹿鼎記》、《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及《萍蹤俠影>，后者如《千堆雪》、《九重恩怨》及《花幟》等，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力顯中國韻味，盡管其敘事方式相對港化。

　　香港作家外語好，英文尤長，有些在歐美或留學、或執教、或採編、或勞作數年乃至數十載，對西方文化和文學感受甚深，了然於心，浸潤入腦，善用西學西文，有的借鑒西文手法臻達化境而不西化，有的能深刻領悟西文韻味作文時又全然中國味道。“中體西用”，使香港文學不斷提升層次。

　　香港文學“西用”的現代主義及后現代主義視角和表現手法達數十種。諸如徐訐的精神分析小說﹔李輝英的《黑色的星期天》為港九“垮掉的一代”焦慮著﹔劉以鬯的《酒徒》，表現出“意識流”的風流倜儻﹔西西的《我城》，兼具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筆法﹔也斯(梁秉鈞)的《剪紙》具有新現實主義風情﹔張君默的《人妻》帶有卡夫卡式的反思﹔學院派作家梁錫華的《獨立蒼茫》，對學院師生的變態心理多有嘲諷﹔倪匡的科幻小說，如《聚寶盆》，引人入勝，自然天成﹔小思、曾敏之、犁青、王一桃、夏婕、董橋等的詩文，或清麗雋永，或視角獨特，或淵博深厚，或婉約纏綿，均有歐風美雨情思，並有佳構在籍﹔他們及其作品皆以中文為體，西文為用，把近世以來評論家們爭論不休的體用關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香港文學幾十年來把“中體西用”作為一種生存方式、思維定勢、總體特征和審美范式。對外國來說，它純屬“中體”﹔與海外華人文學比較，它更是中國的、香港的﹔對內地而言，它屬普遍善於“西用”的，而且有些“用”得比較普及、地道和嫻熟。評論界感知的香港文學諸特點，如多元性、自由性、通俗性、實驗性、商業性、地方性等等，或可作為“中體西用”這一本質特性的外化，或可當作由此展開的若干扇面。

　　香港文學雖然早已不是昔日所言的“沙漠”，亦遠非華洋共處或雜居的文學，但是，仍缺乏史詩般的扛鼎之作，香港作家的地位有待提高，還有的食洋不化，思維層次和精神境界不高，“即食文學”仍缺乏相應的藝術性，黃色、暴力等文字仍充斥書攤。所有這些，都需要假以時日予以改變。

　　進入后過渡期，香港不少作家更加堅定地認識到，香港隻有回到祖國的懷抱，才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香港文學才會有更高水准的發展﹔許多小說、詩歌、散文等在這方面有所表現，報刊上喜迎回歸的詩文給讀者以強烈印象和信心。

　　香港文學，即將與香港一起回到祖國﹔香港文壇進入更加美好的境界，指日可待。香港文學將在“中體西用”的發展路向上，取得更加輝煌燦爛的成就。畢竟，文學越是民族的和世界的，就越是屬於世界的和民族的。

　　                            （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 199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