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意識到泛性論（上）

　　弗洛伊德是二十世紀思想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提出的無意識理論與人格學說，對傳統的人是理性動物的觀念給予了猛烈的沖擊。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意識是由無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三部分組成，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組成，它們之間是對應的。他的這些理論，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無論在中國二三十年代抑或現在，都產生了不小的值得重視也值得研究的影響。弗洛伊德學說象一個幽靈，一直游蕩在二十世紀思想文化的領空。

　　我們這裡主要討論弗洛伊德的文藝觀。由於弗洛伊德的文藝觀是他的整個精神分析學的一部分，所以，在討論弗洛伊德文藝觀之前，有必要先對他的精神分析學體系進行一定評述。隻有這樣，才能對他的文藝觀以及它給我國文藝界帶來的影響和造成的后果進行實事求是的研討和說明。

　　                                 一

　　本世紀以來，弗洛伊德學說成為世界上成千上萬人感興趣的課題。人們之所以這樣，不僅僅是出於對弗洛伊德學說的好奇，而且與這種學說自身的某種獨創性、某些科學內涵不無關系。

　　弗洛伊德學說的突出貢獻是揭示了人的精神不僅有意識的存在，而且還有無意識(亦稱潛意識)的存在。他打比方講，如果說人的精神是一座漂浮的冰山，那麼，意識部分只是顯露在水平面上的小小山頂，無意識部分則是水面下的巨大冰塊。他認為，從人類發展史看，人類進行有意識創造社會的歷史是短暫的，而人類在茫茫黑暗中無意識的掙扎的歷史則極其漫長﹔從個人生活看，人在黑夜裡、在夢中、在各種欲望煎熬中度過的時光遠遠超過人的有意識勞作的時間﹔即使人自以為是有意識的活動，其中也有相當濃厚的無意識成分。弗洛伊德對無意識的表現作了十分充分的說明。

　　我們知道，西方文化從古希臘羅馬發展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一直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盛行之時，更是認為人自己隻有意識，沒有無意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無意識理論的出現，無疑使西方文化遭受了一次新的“屈辱”和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象哥白尼發現“日心說”、達爾文發現“進化論”使西方文化面臨兩次困境一樣，弗洛伊德的理論使西方文化第三次陷入危機。它迫使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重新反省自己：人究竟只是一種意識的存在，還是既有意識又有無意識的存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盡管人的有意識活動是主導的，盡管人的無意識存在不象弗洛伊德夸張的那樣顯著，但除了意識的存在外還有無意識的存在，這確是事實。人們往往忽略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中的荒謬性，而著意探索無意識存在的新大陸，這大概是人們之所以對弗洛伊德學說感興趣的原因之一。弗洛伊德學說的復雜性就復雜在它的創見一與謬誤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弗洛伊德的學術生涯中，無意識理論不過是他的早期理論、一九二0年后，七十多歲的弗洛伊德修改並重新調整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在西方心理學史上又建立了人格心理學的一系列模式。他認為，整個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個系統構成。本我是本來的即天生的能量，也稱本能，受快樂原則支配，渴求表現，超越外界干擾，具有原始性，自發性，缺乏組織性。自我受現實原則支配，調節本我與超我的關系，具有組織性、理想性和幻想性。超我指人的道德理性，受道德原則支配，與外界聯系緊密，追求至善至美，帶有濃厚的社會性。這三者關系協調時，人處於和諧狀態，失調時，人處於沖突狀態﹔本我突破自我的控制，人就將產生非理性的言語和行為。因此，人必須注意控制本我的非理性沖突，從而使社會處於和平和友好的局勢。

　　從弗洛伊德晚年的治學目的看，弗洛伊德大量揭示人的本能或性欲沖動不過是手段，他的目的是讓人明白人自身有一些破壞社會穩定和諧的因素。為了維護人自身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一的和諧，人必須盡量克服本能或性欲沖動，克服非理性因素。總之，他認為人必須使自己的無意識服從意識，非理性服從理性，本我服從自我達到超我。應該說，弗氏的這種治學目的並不是沒有善意的，也不是有意識地推行非理性和非道德的學說。弗洛伊德私生活的嚴肅與道德一直都馳名西方，遠非象有人想象的那樣是浪蕩公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非理性“肆虐”的年代，在種族歧視有增無減的時期，長期受種族虐待的猶太人弗洛伊德提出健全人格的學說，無論如何對當時社會與人的和諧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是人們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產生興趣的又一原因。

　　隨著時代、文化、心理科學的發展，弗洛伊德學說的影響遠不如當初了。連他的學生融恩(一譯榮格，容恩)等人也起而攻之，揭露弗洛伊德學說中的荒謬性與偽科學性。

　　在我們看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最大錯誤，是過於提高無意識及本我的地位，把它們看作人類生命和社會發展的動力與前提。列寧曾指出，真理向前再走半步，便成為謬誤了。弗洛伊德把自己的發現日益擴大化，作為他整個文化思想的核心。他完全忽視人是在主、客體關系中生存和發展的事實，完全否認人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孜孜以求的是人的精神的無意識沖動和本我沖動對人類生命和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用無意識決定論解釋他所涉及的日常生活、文化藝術、生理科學等一切現象。無意識在弗洛伊德手中成了點金棒，弗洛伊德成了操作這根點金棒的點金師，點到之處，無處不存在著無意識，無處不存在著非理性，仿佛人的存在全受無意識支配，人的一切活動也都由無意識支配。

　　在這點上，他的學生融恩的批判是有力的。融恩跟隨弗洛伊德長達十年，深知乃師學說之病。他曾明確指責弗洛伊德越來越極端，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寫些完全違背歷史和常識的著作。融恩企圖提出個“集體無意識論”來替代弗洛伊德的“個體無意識論”，師生倆不得不分道揚鐮。當然，融恩的“集體無意識論”是有缺點的。但他的叛逆從根本上表明：弗洛伊德把無意識作為一個主宰世界的新上帝的企圖是反科學的，荒謬的。我們不否認人的無意識的存在與作用，但堅決反對把這種無意識夸大到推動人類和世界發展動力的程度。其實，弗洛伊德這樣做，在哲學史上是一種倒行逆施。用無意識作為決定論與把數和陰陽五行中的某一方面作為決定論一樣，是粗陋、虛幻的。在科學文化高度發展的二十世紀繼續鼓吹這種理論，隻能是對人類文化的一種逆動。

　　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與本我理論的核心是性意識。他把無意識作為主宰一切的“神靈”，從根本上說是推行一種泛性主義。在內涵方面，弗洛伊德把決定人類和世界發展的無意識的實際內容作為性意識。這樣，性意識成了人類和世界發展的決定因素，在外延方面，弗洛伊德採用一味擴大化的方法，把性意識作為人的一切活動的核心，比如男女自由戀愛，男方之所以愛女方，是因為“戀母情結”，女方之所以愛男方，是因為“戀父情結’，如此類推，人所進行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藝術生產都是性意識的轉移與升華。在人類世界中，性意識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存的，它比空氣還“空氣”，人們一旦離開性意識就會死亡，人類世界就會泯滅。人以及人類之所以痛苦與苦悶，是因為性意識受壓抑，人以及人類要獲得幸福與自由的出路與前途，就是使性意識得到轉化與升華，最終使之釋放。

　　弗洛伊德這種泛性主義的內在旨歸是把社會歷史的人降為自然生物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社會實踐。如果把人的本質定義為性意識的轉移、發泄與外化，抽掉其社會實踐內容，那麼，人與動物就沒有什麼兩樣了。弗洛伊德泛性主義理論的根本缺點正在這裡：完全忽視人的社會實踐性，一味追求人的生物本質。弗洛伊德的學生阿德勒用“自卑情結”或“缺陷綜合感”代替他的性本能學說，他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等人用“自我”取替他的性本能概念。盡管后者未必全對，但他們真正看到了他這種理論的錯誤和缺陷。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認，他提出的泛性主義理論是“觸犯了全世界，招惹了人們厭惡”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思想體系中，由性意識或性本能為邏輯起點所演繹出的大量公式與結論，很多是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的。他關於文藝的部分見解也屬此類。對這些糟粕我們必須給予批判與拋棄。

　　                                二

　　弗洛伊德的文藝觀是建立在他的精神分析學說體系的基礎之上的。

　　他指出，文藝創作與人的精神構成一樣，具有意識與無意識兩部分。有時候，文藝創作是在意識的指引下進行的﹔有時候，則受著無意識的支配。他認為，過去西方人認為繆斯授與詩人以詩才，使詩人在夢中吟詩，在不自覺狀態下寫詩譜曲，這些都是一種無意識的創作活動。

　　弗洛伊德寫道:“藝術家的創作也同夢一樣，是無意識欲望在想象中的滿足。”(《心理分析導言》倫敦1933年版第314頁)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張，文藝作品也可以表現人的無意識(潛意識)。因為生活中的人具有無意識，所以文藝要全面地表現人，就必須表現人的無意識層面。弗洛伊德立足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表現派文藝，.認為在這些作品中，人的無意識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弗洛伊德的上述意見不是絲毫道理也沒有。文藝創作中更多的是意識指導下的創作，但也不排斥有無意識狀態下的創作。偏如，德國作家茨威格曾說:“藝術家從千百次藝術創作實踐中體驗到，每當他放棄了意識的有意控制時，一種新的意象便會奇跡般地涌現出來，一種長期想要解決而未得解決的問題便突然得到解決。……那往往使自己注意力集中於一點的有意識思考是不能夠控制藝術形式中那同時出現的眾多因素的。”(見李卜曼編《當代美學》，波士頓1977年版第398頁)茨威格的話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在自覺意識控制中取得成功的藝術家不在少數，但作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他確實表述了審美體驗中的一種特殊性，說明創作中無意識不僅存在而且確有一定的作用。我國作家王蒙在談創作體會的時候，似乎也說過類似意思的話，承認創作有時是下意識的行為，表現某種無意識的小說、詩歌、戲劇等作品，也可能給人一定的新鮮感。這些至少証明：文藝作品表現人的無意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西方文藝思想史上，象洛弗伊德這樣推崇創作和作品中的無意識的人，可說絕無僅有。

　　弗洛伊德以前的康德等極少數人意識到這一點，但未能詳盡闡發﹔他同時代的克羅齊看到了這一點，但隻限於哲學的描述﹔他以后的融恩重新修改申述了這一點，但遠不及弗洛伊德的影響大。人們常說，二十世紀的西方文論是以研究審美體驗和文藝心理分析為特色，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個開展這方面研究並產生實際廣泛影響的人就是弗洛伊德。因此，有人不無道理地把弗洛伊德稱作在西方現代文藝心理學發展中“醒得最早的人”。事實上，弗洛伊德的理論，對促進文藝創作上意識流手法的形成和發展，其作用比威廉·詹姆斯還要大。

　　弗洛伊德不僅在文藝創作、文藝作品中鼓吹了無意識的存在與功用，而且在文藝鑒賞方面也鼓吹無意識和性意識理論。弗洛伊德認為，人在緊張的工作中因過於受意識的控制而顯得精疲力竭，要求在欣賞藝術時得到休息，恢復精神，喚起意識背后的無意識，從而使欣賞者的無意識與作品描寫的無意識形成交流。在《創作家與白日夢》一文中，弗洛伊德寫道：“當一個作家把他創作的劇本擺在我們面前，或者把我們所認為是他個人的白日夢告訴我們時，我們感到很大的愉快，這種愉快也許是許多因素匯集起來而產生的。作家怎樣會做到這一點，這屬於他內心最深處的秘密﹔最根本的詩歌藝術就是用一種技巧來克服我們心中的厭惡感。”(見《現代西方文論選》第147期，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這就是說，讀者能從作品描寫的無意識內容中獲得快感，從作品形式中得到愉快和滿足。

　　這種見解有一定的啟發性。我們排除它的唯心主義的成分，還是可以發現某種合理的東西。長期以來，我們的文藝學隻講認識、教育、審美三大功能。由於完全否定文藝鑒賞中的無意識因素的存在，對其他功能有所忽視。事實上，象文藝創作一樣，文藝鑒賞的無意識也是存在的。英國美學家李斯托威爾曾指出:“象二流電影、酒吧間、樂廳、色情明信片或色情小說的那種‘性的誘惑’(sex appeal)，也太實際，太接近於生物學需要的真實滿足了，因此，不能算在美的范圍內。隻有當性欲的滿足，以及和性欲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那種種美妙的情緒的滿足，純粹是理想的，隻有當我們憑借我們想象的同情的力量，分享了特累斯坦和伊索爾德那不朽的快樂，分亨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喜悅和痛苦，分享了俄狄浦斯、曼弗雷德或沈西的悲劇性的激情﹔隻有當我們嘗到了愛情那種不可思議的溫柔、甜密以及所有的辛酸痛苦，而沒有把我們自己變成可怕的阿佛洛狄忒女神的犧牲品﹔隻有這時，我們方才純化了，提高了，才可以在美的神聖的主座面前頂禮。”(《進代美學史評述》第140一14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在中外文藝史上，描寫性愛和無意識的作品不計其數，其中許多優秀作品確能給人以美感，使人從中獲得審美的享受。人們欣賞這類作品，並不一味尋求肉感或刺激，而是從中得到啟迪和教益，淨化情感，認識無意識和性意識失控的后果，使自己的思想行為朝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弗洛伊德鑒賞論的積極面應從這方面考慮。誠如C·克萊芒所說:“弗洛伊德卻對美的、鑒別力的、現存社會習俗的標准平靜地提出了異議。他用情感效果來換美，或者更准確地說，他的理解是觀察藝術作品的效果不能和感知藝術作品的主體隔開：這種無疑具有決定意義的透視易位在任何美學和評價性的分析中都是應加以考慮的。”(C.克萊芒等著《馬克思主義對心理分析學說的批評》中譯本第58頁，商務印書館l985年版)

　　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和文論史上，弗洛伊德的上述文藝觀帶來過一定的有益影響。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基本上傾向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論。魯迅在漢譯本“引言”中有分寸地肯定了廚川白村的論點。他說：“作者根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弗羅特(即弗洛伊德—引者注)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力的根抵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小說。……這在目下同類的群書中，殆可以說，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於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作，而對於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解和深切的會心。”(《魯迅全集》第10卷第2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不僅如此，魯迅在創作《補天》時自覺運用弗洛伊德理論，他說：寫這篇“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故事新編·序言》)郭沫若承認弗洛伊德釋夢理論對他寫《殘春》起過作用：“我那篇《殘春》的著力點並不是注重在事實的進行，我是在注意心理的描寫。我描寫的心理是潛在意識的一種流動……若對於精神分析學或夢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來，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種作用，可以說出另外的一番意見。”(《批評與夢》)至於施蟄存等人，更是自覺運用弗洛伊德學說進行創作，比如施蟄存寫小說《石秀》時，把《水滸》關於石秀計殺潘巧雲的故事用精神分析學加以改造，寫《鳩摩羅什》表現性欲與苦行的沖突，等等。錢鐘書近年寫的《詩可以怨》，提出弗洛伊德可以與鐘嶸對話，就是說他們都主張詩歌有時可以表現痛苦，詩人創作有時是在實際生活中得不到滿足，退而創造文藝，“借幻想來過癮”。(見《比較文學論文集》第3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所有這些表明：弗洛伊德文藝觀對我國二十世紀文學拓展心理描寫，豐富文藝創作，提高文學界研究水平方面產生過一定的作用。我們應當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採取一分為二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