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藝評論的術語及語義問題

　　對文藝批評和理論的概念、術語、名詞及其語義問題，可作兩面觀：一是異常的豐富和空前的復雜。八十年代中國文藝評論界出現的概念、術語、名詞，至少有七十年代及以前的中國文藝批評史和理論史上的全部總和翻了兩翻，至少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同期生產水平高過十倍乃至幾址倍。其功過是非，已有趨於共識的評定﹔二是對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批評理論和文藝理論問題的界定﹔概念、術語、名詞又顯得十分的貧乏和相當的膚淺。不少人往往在原有的概念、術語、名詞上加一、兩個貌似具有現代意味的形容詞或名詞，組成一個個新概念、新術語、新名詞，像使用頻率較高的“元”、“新”、“后”等，以及由它們派生出的許多新術語，如多元、多元化、多元主義，新寫實、新寫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鄉土主義、新文人畫派，后新潮、后文化等，不同的人使用這些新術語時在語義上又呈現出光怪陸離、紛紜繁復的局面，時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時而使人啼笑皆非，時而讓人莫衷一是。茲舉這些，試作消解，並予評說。

　　“元”。“元”在哲學上多指對世界最根本屬性的認識，如一元、二元﹔在邏輯上多指對高度抽象並趨於形式化的意義指稱性的詞語、概念的語言分析，如名稱、摹狀詞、專名、通名等﹔在構造學上多指構成一個整體的和基本的單元，如元素之類。這幾年文藝評論用“元”的意義基本上在這三個方面。哲學方面，一元、二元是共識﹔三元、四元、五元、六元或“無窮”元就很少聽說了﹔有些人拼命倡導多元，但不知有“多”少或多“多”少才算多元。可以說，一個有多元哲學思想的人不是一個外星天才，就是一個盲目的無“元”思想的裝腔作勢者。一個再偉大的思想家也很難在多元哲學思想中著書立說，亞理士多德和黑格爾的二元傾向都使他們的著作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多元的著作就更是不可想象的了。多元論者連一元的東西都沒什麼創造，多元更是無所適從，還要多元化、多元主義，確不知“元”為何物的淺陋便暴露無遺。其中，極少數人鼓吹多元，說到底是想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陣地“分權讓利”，多數人寫上“多元”之類的時髦字樣，實際上是在指多方面、多樣化、一元幾次方的意義上使用的。

　　“新”。真正的“新”的意義幾乎都可以用其他意義轉換出來。這幾年的論題有時是感覺與過去不一樣的就用“新”字，“新”之泛化和濫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且幾乎很少有人去做語義轉換的工作。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藝術的本質屬性之一是創新，評論如果因此而“新”下去，新的平方、立方、“多”次方就會不斷加下去，沒完沒了了。對“新寫實”小說的說法，至少有五種：新寫實、新寫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新自然主義。究竟哪種才算“新寫實”呢？說它又像現實主義，又像自然主義，又不同於已有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又像現代主義，又不知是哪家的現代主義﹔僅僅用這種“相似律”和“排斥律”找不到“新”的本質屬性之所在。說它具有人性、開放性、開創性、歷史性、想象性，《九三年》、《高老頭》、《阿Q正傳》、《子夜》又何嘗不是如此？說它具有存在主義意味，那與《蒼蠅》、《地獄》的軒輊和涇渭之處何在？說它是敘事的，或形式化的敘事，而世界上多數小說乃敘事和形式化敘事之作，新寫實又新在哪兒呢？僅僅從敘事就是寫實，新的敘事視角就是新寫實來下斷語，恐怕連下斷語的人也覺得捉襟見肘。同樣，鄉土之上常有鄉土文學，有國家常有國畫即文人畫，凡有追求的電影必是新電影，用“新”限定這類作品，那將來更有數不清道不盡的鄉土文學、文人畫、電影，“新”字豈不要塞滿地球和宇宙？

　　“后”。“后”實質上是指最超前的理論術語。“后工業社會”指現代化和資本主義高度壟斷程度超過了前期和中期的工業社會。我國尚處於追求現代化的時期，離現代化尚有距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體更有質的差異，但有的論者在評論中寫道：有的小說“表現了我國社會中的后工業發展的情緒和心態”，這純屬沒有根據的議論。新潮小說尚未研究清楚，新潮小說新在何處還不甚了了，“后新潮”的命名又不絕如縷，“后”之“新”更是不知所雲。對劉恆、李曉、朱曉平、王朔、葉兆言、劉震雲、池莉、方方、余華、格非、蘇童、李銳等的作品，“新寫實”研究的是它們，“后新潮”評論的也是它們，“新”與“后的質差究竟在何處？給人的印象好像就在這筆劃不同的兩個字上，其語義的質差仍是不清不白。

　　文藝評論中的術語的語義凝聚著理論意義。理論尤其是哲學理論是它的一個輸血系統，也是保証它的科學性和嚴整性的一個基本條件。術語是哲學和理論網絡中的“紐結”，更是文藝評論中規定對象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因此，科學的文藝評論在追求理論上要有相當的准備，在切合對象上要有一定的理論發揮。“元”之誤、“新”之濫、“后”之空，均與理論准備不足、理論意義不明確有關系。理論的繁亂造成了理論選擇的真空，后者帶來了術語語義的貧血。這是應該吸取的一個新的教訓。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術語和語義上都堪稱經典，他的文藝評論的術語和語義的一致性至今也沒受到懷疑。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包括其中關於術語和語義的思想和操作方式，是解決術語和語義難題的一個有效方式。

　　術語與術語或名與名之間的轉換關系，也是常要遇到的矛盾。文藝評論中的術語可以稱為摹狀詞，對象性質的不同，摹狀詞也不一樣﹔生硬地搬用外國和古典的術語，不從對象性質入手而濫用摹狀詞，哪怕加上“新”字，也無利於語義的界定和對象性質的把握。評論不摹對象性質之狀，而摹其他摹狀詞之狀，難免張冠李戴。摹狀詞有通名和專名之分，現實主義的通名之下，有一般現實主義、歷史現實主義、無邊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理想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之類的專名。評論中部分術語的國際化並不影響通名和專名的限定。它們既受理論的指引，也有對象的支配，怎能在它們之前加一“新”字了得？評論中“新”字的泛化，與這兩者的模糊限定有關，在所謂新寫實小說中，劉恆與王朔，蘇童、格非與方方、池莉的作品很難歸於一類，無論從思想傾向、藝術趣味、題材意象或形式表達諸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硬是把這些作品捆在一起用一專名表述，當然會使語義含混，“新”意不明，帶來胡子頭發一把抓的雜亂后果。

　　實踐出真知。術語的語義與創作實踐緊密相聯。當創作實踐轉化為行銷的藝術作品時，評論既要從實踐中得到真知和真義，也要“真知”實踐，從而使術語及其語義起到名至實歸或實歸而名至的效果。名與實具有同構關系，由評論家與實踐相互交流而成，與以往同型和與異國他鄉的實踐區別開來。否則，就會出現盲動現象，既會“盲動”術語，又會“盲動”語義，更會名實不符，把同構關系改為盲動形式。

　　名正為的是言順，言順為的是義准，義准為的是實暢。確立科學的術語和語義，將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的科學的文藝評論的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這種確立，看起來是表層的，但一涉語義，則是深層的、有力的。

　　                                    （原載《光明日報》1991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