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更需形式美

　　有段時期，有人把形式主義視為現實主義的敵人，認為不消滅形式主義，現實主義就不能前進。

　　其實，從文化的視角看，任何文學方式都有借鑒其他文學方式的必要和可能。理論上的某種主義不過是對一些作品的總體傾向的歸納演繹，根本不能完全取替作品自身的豐富性。許多現實主義的作品，有自然主義的成份，如《子夜》，也有浪漫主義的成份，如《三國演義》，還有形式主義因素，如《紅樓夢》。以前喜愛提“兩結合”，客觀上也承認不同的文學方式可以構成互補。現實主義也可以與形式主義組成互補關系。絕對的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是不存在的。《紅樓夢》有一些形式主義的成份，並不影響它成為永傳千古的世界名著。恰恰相反，它能巧妙地把多種不同的文學方式融匯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審美力度。文化學強調兼容並包，海納百川而不棄細流，告誡人們不要死心眼，不要隻認一個理，而把許多有價值的道理全部抹殺了。形式主義有自己的創作方式和理論原則，如對詞語—現實意義的研究，將歷史內容納入文學結構中，現實的結構與文學結構的關系，形式的意味等，與現實主義相近似，可以成為與現實主義互補的契合點。就是那些離現實主義遠一些的方法和理論，如音節、格律、修辭等的研究，也可以啟發現實主義的創作朝審美化方面深入發展。這樣，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不僅不是天敵關系，而且還有可能是朋友親戚關系哩！加洛蒂口口聲聲提倡無邊現實主義，一落到實處，他把現實主義與革命文藝劃等號，一切非常革命文學被否定了，這反而把現實主義限定得更窄了。現實主義要發展，必然要吸收形式主義和其他文學方式的成果。隻有這樣，現實主義才能發展和前進。

　　問題是，現實主義在哪些方面吸收形式主義的養分呢？有人以為，形式主義只是講究形式方面，技巧啦、修辭啦。這種認識，實際上是隻承認兩種理論：形式主義是一種主義，其他主義都是內容主義。實則不然，形式主義這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久批不衰，至今還有人研究，關鍵在於形式主義象現實主義一樣，也是文學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所不同的是，現實主義主要是從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入手把握世界，形式主義則是從純文學方面把握世界。純文學中有內容也有形式。形式主義更多地是從形式方面把握現實。維·什克洛夫斯基的代表作《藝術作為程序（一譯為手法）》認為：形式主義主要敘述作品中的各種詞語一意義的關系，反對神秘主義，更反對當時支撐蘇聯理論界的心理學方法，以為心理學方法根本不可能把握文學形式及其諸方面。艾亨鮑姆借用雅克布森的話說：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既定的作品成其為文學的東西。換句話說，社會的、倫理的、歷史的東西主要屬於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的領域，它們是構成各自學科的對象屬性，文學沒有必要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對象屬性，更多地應該關心那些屬於文學自身的對象屬性，從而使文學更加文學化，使文學研究更為科學化、文學要善於把一切非文學的東西納入文學構架之中，文學研究則要從文學構架及其多種組成部分中分泌出非文學的東西，這樣，文學研究才能把握文學的意義，如文學的道德意義等，而不是專把握道德意義的文學。

　　這種把握世界的視角於現實主義是有幫助的。至少迄今為止的現實主義理論對現實關注的成份比對文學性關注的成分更多一些。極左時期的現實主義論根本上取消了對文學性的研究，把現實主義與階級斗爭劃等號，以為中外現實主義作品史都是階級斗爭史，《紅樓夢》研究可以作為這種代表。形式主義對文學性的研究可以給這種研究以清醒劑。從文化視角看，一種研究方式畢竟是有缺陷的，而用其他研究方式補充之，可以使之圓滿一些。用形式主義的文學性理論補充現實主義的理論，可以起到如下作用：（一）使現實與文學的關系真正協調起來，不至於出現以前的現實的高揚而文學的取消的局面。現實主義本來就是要協調這兩者的關系，而過去一直未能協調起來，形式主義的文學性理論可以從另一角度刺激我們，讓我們始終注意現實主義不僅要把握現實，還是用文學性在把握現實，從而使現實主義應有的涵蓋面得到應有的面積，不至在一方面出現空白或顯得單薄無力，使現實主義成為名副其實的從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把握世界的方式，否則，僅僅重視現實，就回到十八世紀席勒時代只是一般意義上提現實主義的老路上去。席勒當時對現實主義的文學性重視不夠，情有可原，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專門談論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我們仍沿襲這種理論，就顯得沒有力量了。（二）形式主義的文學性理論可以幫助現實主義在體現現實主義生活中帶有規律性的方面時更加文學化、更加審美化。我們講的現實主義歸根到底不是凱恩講的經濟的現實主義，也不是龍克鬆談的政治的現實主義，還不是薩特所說的倫理的現實主義，更不是加達默爾的歷史的現實主義，而是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主義不僅要表現現實的現象及其深層一些的東西，而且還要有文學性、審美性。形式主義把詞語和意義結合起來，使形式與意味不相分離，本身也注意到了形式與意義的關系。這種意義當然不如現實主義強調的意義那麼深刻，是其不足，但可以使我們把現實主義的深刻意義與詞語、形式結合起來，從而防預概念化、公式化、程式化的老毛病。什克洛夫斯基寫道：“藝術存在的目的，在於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受﹔它的存在，在於使人感知事物，在於使石頭顯示出石頭的質感。藝術的目的，在於讓我們感知這些事物，而不在於知道這些事物。藝術的技巧使對象變得‘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知覺的難度和長度，因為知覺過程自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予以延長，藝術是體驗對象的藝術技巧的一種方式，對象本身並不重要。”（引自賴安和齊爾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第4頁）這番話是有些缺點的，如藝術的目的對象等，但它提示我們：現實主義文學必須具有文學的質感，無論它有多麼巨大的內容也必須具有文學的質感，否則，文學的現實主義就不存在。沒有文學質感的一切主義都不屬於文學。形式主義的這種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把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性的文學性這兩級的辯証運動弄清楚，不至於失之偏頗與片面。（三）現實主義文學的意向性與詞語—意味，形成—意味的意向性也可以構成互補關系。以前有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意向論，盡管努力把生活意向與藝術意向區別開，但一看那些文學其實兩者仍然是一回事，關鍵在於對文學性的各個組成因素的意向性內涵沒有一一解剖出來，對文學的特征剖析不夠。（四）形式主義還可以為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者進一步開拓，形成特有的現實主義而又兼有形式主義因素的創作流派和創作風格。馬爾克斯能把魔幻與現實主義結合起來，形成魔幻現實主義，我們也可以進行自己的創造，形成一種形式—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特有的風格。現實主義是一個總的創作方向，內裡還可細分為許多不同的流派，創作隊伍中的有志者不妨進行一些這方面的嘗試，使現實主義真正豐滿完美。

　　形式主義的其它理論，如對主題的類型學分析、細節的語義學展開，電影的詩化聯絡等，這些方面，在胡經之先生和我寫的《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中已作了不少介紹。這裡就不多說了。這些理論對現實主義的深化、豐富和研究的深入細致都是很有助益的。如過去對情節的認識，現實主義情節論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解釋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情節分析構造程序與一般的風格程序的聯系》，把情節構成的動機、分布、風格、功能等各方面進行了細致而又扎實的分析，這比那些大而化之象寫作學的情節論深入全面得多。托馬舍夫斯基的《主題》對主題的選擇、細節印証方式、真假細節的區分、主人公的性格因素、體裁特征的關聯、機能等許多方面進行了廣泛研究，遠比《文學概論》之類的主題論深入。我覺得，一九四九年以來，現實主義有兩次大討論，五、六十年代是討論現實主義的真理性問題，如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王元化的《面向真實》，但吶喊多於細密的研究，不久被政治運動的打擊所中斷，七、八十年代主要是為現實主義正名，區別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差異，錢中文教授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為這個時期的代表作。而對現實主義的文學性及形式者方面的細致深入研究至今仍付闕如。惟其如此，吸收形式主義的合理成份更是迫在眉睫了。也正因為如此，我想放開眼界，從文化視角的廣泛性談論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互補性。

　　如果說現實主義更多地必須吸收形式主義的文學性的養份，那麼，形式主義則必須更多地吸取現實主義的深刻性的滋養。盡管什克維夫斯基等人公開表明，形式主義不能象現實主義那樣從社會、歷史、政治、現實的分析，實質上這不過是一種矯枉過正罷了。形式主義的作品的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仍然存在，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主義詩作，明顯地具有這樣一些色彩，純形式的作品是不可能產生的。形式主義理論的特點是“細”，但不深刻。如果補充現實主義文論的深刻性，它的發展更有價值。形式主義文論對意義的研究，對意味的闡釋有其道理，但流於膚淺。如果不從歷史和現實的各種關系中深入下去，這些研究和闡釋便可有可無了。形式主義之所以人譏諷為純形式分析，與意義和意味研究的不深入很有關系。貝爾的《藝術》在這方面有所注意，但遠不如他對形式的細到分析那樣引人入勝和給人啟迪。因此，形式主義者應該充分認識到自己的不足，用現實主義的合理內核補充之，使之更為完善。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提倡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的互補，是不是用一種方式替代另一種方式呢？首先，我強調的是互補而不是替代。形式主義是在意識到現實主義的特點和不足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文學性理論補充之，現實主義是在看到形式主義的意義研究不深入的前提下予以補充，不能把不適合於某種創作方式的理論硬塞進去，使其特點消解掉。其次，這種互補的目的是為促進各自的發展，互創互進，共同進步，N·波爾在海森伯測不准原理的基礎上提出“互補原理”，成為本世紀科學哲學的重要理論。他說：“互補性這一思想絕不會限制我們以實驗的形式向大自然提出問題的那些努力，它僅僅在測量儀器和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現象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時，表征我們通過這種詢問所能接收到的答案而已。”因此，互補能夠促進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發展和研究。

　　                                  (原載《文論報》198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