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業及其記者傳記

　　讀慣了學者們的歷史評傳，如吳晗的《朱元璋傳》、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馮爾康的《雍正傳》之類，看多了作家們的自我記傳，如《沫若自傳》、《達夫自傳》、《從文自傳》之流，再來讀記者們寫的傳記，如楊建業先生的《馬寅初傳》、《李鵬傳》、《姚雪垠傳》等，好比從書齋、桑拿房走進了田野，有一種別樣的感受，它是那樣的原始、朴素、鮮活、清新乃至親切。

　　建業先生雖是北大國學生，在外交學院念過外語和國際關系，但那好象只是青春期的作為。雖做過幾年報館老總，也遠遠不是他的初戀。雖打過幾年“政府工”，擔任政府的新聞官，但念念不忘的還是“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這個空頭銜。他太愛新聞寫作和傳記文學了。退而不休，干的還是這個營生。這大半生打下的良好的中西文化、採編一體、政新結合基礎，更是有力地支持了他在記者傳記方面的有效發揮。

　　認識建業先生快十年。在香港跑馬地墳場旁的那棟大樓裡，我們在一個鍋裡吃過三年飯。我深深感受到，他對記者、傳記作家這個許多港人根本看不起的名稱的愛，近乎“海枯石爛不變”，執著的、熾烈的。他沒有功夫讀萬卷書，卻熱衷於行萬裡路，孜孜於萬宗檔案，雪爪鴻泥，隻磚片瓦，隻言片語，隻要是他傳主的或者與傳主有關的，他一一抄錄﹔他對妻兒的評價有褒有貶，對傳主卻寧褒勿貶，對他筆下的主人公寧頌不罵，對他們的事跡寧可白描而不進行主觀評價，他太喜歡“莎士比亞化”，對時下流行的“席勒化”沒有什麼興致，他總是極力去弘揚乃至贊揚傳主身上和心靈深處的真、善、美，幾乎不或很少使用作為一個傳記記者和作家的“春秋筆法”，幾乎不或者很少利用自己的判官權力，卻盡可能地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他以為他真是“蠟燭”，把自己燒光了就可讓傳主光彩照人，抑或流芳千古。

　　作為記者，建業先生不寫百年以前的事，不寫活人看不到的事。他的傳記沒有學者之傳的古風和古戰場的況味遺韻，沒有自傳作家的激情與漫憶，沒有那些資料不夠、虛構和幻想來補的猜臆，基本上是他直接採訪得來的，有時甚至是幫忙得來的。為了老校長的不白之冤，他以新華社記者之身去寫內參，用在首長周邊之便，為馬老“昭雪”之事奔走呼號，馬老被“平反”了，他的《馬寅初傳》也就完成了，此書因此而飲譽知識界﹔為了慶賀姚雪垠先生80歲生日，他陪姚老工作，與姚老徹夜交談，聽姚老演講，走訪姚老的故舊友好，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寫出《姚雪垠傳》，姚老去年死了，他今年花去半年時間，改寫大半部，新增好幾章，續貂而玉成全璧，成為紀念雪垠先生誕生90周年的最好祭品。他還有一本《風雲人物採訪集》，是他多年在重要領導人身邊採訪的結晶，可以作為他多年堅持先採訪后作傳的一種生動注腳。

　　建業先生總是盡量克制自我，掩埋自我，扼殺個人性情，自絕書生義氣，將傳主那客觀的、真實的、活動的人生履歷和生命情景訴諸於人。而且把許多歷史資料與現場反映揉合在一起，就像始終把種種燈光打在舞台中心，使你能夠充分地認識、感受傳主。建業先生太敢於和善於犧牲自己了。他不必是吳晗，不用學富五車才造就那麼一本眾所周知的《朱元璋傳》，他不必是朱東潤，從倫敦公學研究傳記到復旦拿著教鞭干了許多年，才有了那麼一本經久不衰的《張居正大傳》，他更不必是郭沫若，寫了四本自傳才寫到他的前四十年。他就是他，一個職業的、終身的“老記”，用他的生命、汗水、心智去烘托他的主人公，盡可能地書寫他的“新聞報道集子或歷史文獻”，盡量不去招搖自己的才、學、膽、識。馬寅初是幸運的，亞當.斯密也好，凱恩斯也一樣，死后才有傳，姚雪垠也是幸運的，杜甫、曹雪芹死了好多年，才有人知道他們是一個偉大不朽的詩人或作家。馬老、姚老他們，都因為有了楊建業的如此“犧牲”，才獲得這等幸運。

　　建業先生作傳的這些特點，是不是就是記者傳記的基本品格和精神？我說不好。但是，這種堅持將記者職業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堅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歷史負責態度，堅持將採訪作為自己傳記寫作生命的工作作風，堅持控制自我而突出傳主的那種為人作嫁、金針度人的品性，堅持盡可能多地使用動詞、盡可能少地使用形容詞和副詞的寫作方法，至少是像我這樣沒有傳記寫作資歷的記者應該效仿的。盡管建業先生來不及將傳記主人公的鮮明個性完全烘托出來，盡管他的傳記文字太過素朴，盡管他因為傳記構架關系沒有將讀者最愛看的部分濃墨重彩地渲染出來，然而，就他傳記寫作所體現出的這五個“堅持”，著實是值得堅持的。弗吉尼亞.吳爾芙以為，傳記寫作是所有藝術創作中最難的一種，“一方面是真實，另一方面是個性，如果我們想到真實是某種花崗岩般堅硬的東西，個性是某種如彩虹般變幻不定的東西，再想到傳記的目的就是把這兩者融合成渾然一體，我們承認這是個棘手的難題”，但是，建業先生是有金剛鑽的，他不僅不隻一次地完成了“瓷器活”，而且形成了他的經驗和作風。假以時日，當記者傳記體裁風起雲涌時，人們不會忘記他這筆呈藍縷之功。

　　市場洪流，商品巨瀾，洋貨沖涌，人的自我開發程度早就超過了剛剛興起的西部大開發。這樣的世界，還有多少人願意犧牲自我而為他人立傳呢？我們還是需要楊建業先生這麼一種人格精神，這麼一種傳記態度，這麼一種寫作風范。建業先生是聰明的，他在書中犧牲了自己，在書外卻成就了自我﹔犧牲得越多，成就的就越充分。“掩”是“映”，“遮”就是“敞”，“無”就會“有”。古往今來，那些為當朝人立傳的傳記記者和作家，大抵應該是這樣的吧。

　　建業先生已過“耳順”之年，朝著“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代邁進。他的傳記寫作，正入佳境，在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我深信，他的驚人之舉，厚重之作，也許不是已經面世的這幾種，“好戲還在后頭呢。”

　　                           （刊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