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及其“歷史理性”

　　如何稱呼，頗費周折。他是我大學老師的同窗好友，我叫“老師”。他說，我沒當過你的老師。他是副總編，我是編委，我叫“蔣總”。他說，我沒有當過你的老總。吸口煙，瞇隻眼，對我說，報社有個傳統，年長的叫“老”，年輕的叫“小”，你就叫我老蔣吧。我沖他一樂，40年代也有個“老蔣”。哈哈，此“老蔣”非彼“老蔣”也。

　　溝通之路，也非坦途。1990年在文藝部，大學老師要我拜望他，未去。介紹他在人大讀研究班時寫的文章，未看。60年代的文章，我們讀得多的，大體三類：最高領袖的，最革命的，如李希凡等，最被革命的，如俞平伯等。2000年到海外版，我們雖同學過一科，卻未曾談過此“科”，試探一次，遭遇沉默，再次，轉移話題﹔同看京劇，返程路上，他津津樂道的全是掌故和韻律。作為同事，隻要談及所“同”之事，他聚精會神，有時蜻蜓點水、就事論事，更多的則是“就事‘干’事”。隻要干事，他全神貫注，全力以赴。

　　有人稱“蔣公”，也有人私下稱“蔣工”，指他看版像看圖紙那樣精細，像描工筆畫那樣精微。我抓四周刊，請他幫忙把關，一天4版4萬字，不到兩小時，退回，版版通“紅”，當改必改，可這樣改可那樣改的，他照他認為對的改，可改可不改的也改。更換當日版面，他左手夾煙，右手拿筆，埋下頭，把“中空”且有些灰暗的頭皮對著你，幾分鐘工夫，一塊版便“紅彤彤”。他煙癮大，改癮足。帶我值夜班，對新華社通稿，照改。我說，又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他說，原則體現在日常中，辦報就是日常見原則、時刻見原則、字字見原則，夜班最見原則，把弦繃緊，時刻留意才不會出原則問題。

　　新千年元旦臨近，要篇賀辭，命我作文。急就章，兩千字，請他改。他真能改，把“書生之見”改成“規范官話”，把激情句子改成“標准套話”，把我喜用的詞改成常用詞，如把“豪氣干雲”之類改成“滿懷豪情”之類，總之，他要把我電腦出的宋體字改成他理想的見報的楷體字，不僅刪掉1/4，而且要我再改一遍。作文20年，出書已幾本，大學還用著我寫的教科書，尚不見誰如此改過我的漢字品。無奈，再改。

　　你改他就改。他又改一遍。到我辦公室，囑我還改一遍。有點想法。哎呀，老蔣，區區千字文，又是署名文章，何必斤斤計較。他“嚴肅”了。言論是報紙的旗幟，你是編委，代表報紙講話，跟你過去當學者、當記者站站長署名不一樣，要對報紙負責，對歷史負責。有點“嚴重”。我以為他“言重”！誰不對報紙負責，不對報紙負責，寫它干嘛？怎麼上綱上線到“歷史”了，新聞工作主要是工具理性，主要不是歷史理性。

　　他被激奮乃至激怒了。平時彎著的腰忽然聳立起來，平時“一頭沉”的肩迅急平衡起來，平時低著的頭突然昂揚起來，平時有些渾然的眼睛瞬間閃亮起來，有點堅毅，有的穿透，還有點逼人，平時少動的嘴巴頓時涌動起來、“滔滔”起來：新聞是“今天的歷史”，新聞工作既是工具理性，又是歷史理性，言論要經得起歷史檢驗﹔他們不稱你為“張格爾”嗎？我們不是討論過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嗎？你不是在香港搞過回歸報道嗎？聯系起來、貫穿起來看，歷史哲學既是歷史理性，也是工具理性，新聞工作既需要工具理性，又需要歷史理性，沒有歷史理性，就撐不起工具理性，就不會對歷史負責、對今天負責！他從我桌上抓起一隻煙，點燃，左手叉入腰間，右手“忽”地豎起來，夾煙的手指和燃燒的香煙在空中顫抖。

　　哇噻！

　　打那以后，直到去年他在院子裡“快走萬步”時相遇，我不覺得他只是文弱、不足百斤，不覺得他棄“文”從“報”乃至甘於、樂於“做嫁衣”有什麼遺憾，不覺得他不是我的老師，不覺得他拿的“韜奮獎”有什麼過分，總以為有他的歷史理性支撐著，他做什麼都會對歷史負責，對今天負責。他日復一日做的“蔣工”，累積起來，成就了一個深厚沉雄抑或有點偉岸的“蔣公”！

　　在這如詩如畫的季節，柳絮漫卷，群芳爭艷，滿園春色關不住，他離開了。他有形歷史的結束，令我回憶起他在新世紀門檻說的那兩句令我最為感佩、銘篆胸懷、今天發生著共振共鳴的話：

　　是啊！新聞工作既是工具理性，又是歷史理性。

　　是啊！新聞工作既需要工具理性，又需要歷史理性。

　　他的“羽化登仙”，使我想起了北島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原文發表於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