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人們對“過去”的追憶。那麼，為什麼人們是追憶這些“過去”而不是那些“過去”？人們到底是如何在紛繁復雜的“過去”中構建歷史的？探討這一問題，需要把握歷史的不同層次。

“過去”不僅是一個相對於“現在”、“未來”的時間概念，還是一個席卷一切的客觀進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於不斷“過去”的進程中。所以，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歷史應該包含世界上的一切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一切事件——無論是驚天動地的還是悄無聲息的，一切地方——無論是富庶的還是貧困的。這無所不包的歷史，可以稱為“原生態歷史”。不過，在極為紛繁復雜的“原生態歷史”面前，人的認知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處在不斷“過去”之中，“現在”作為一個不斷奔向“未來”的點，其身后留下的是無數個“過去”。要完全認知“過去”，全景式復原“過去”，對身處“現在”的人來說是不大現實的。即使是高度發達的現代科技手段，對於現代人類社會所發生一切的記錄能力也相當有限。所以，“原生態歷史”中的許多信息總是不可避免地永遠消逝，能夠以文字、圖像、聲音、實物等形式留下的歷史信息或者說“有記錄的歷史”，隻能是“原生態歷史”中的一部分。但是，“有記錄的歷史”又未必都是身處“現在”的人們所關心的歷史。面對幾千年來人類社會層層累積的“有記錄的歷史”，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從自己“現在”的生存狀態出發，有選擇地構建歷史。換句話說，隻有“過去”中那些能引起“現在”人興趣和思考的東西，才能真正成為人們所關心、所了解的歷史，成為“被激活的歷史”。

“原生態歷史”是最客觀真實的歷史，也是最宏大豐富的歷史，但它永遠不可能被人們完全認識。人們隻能不斷接近它，希望能越來越多地揭開它的神秘面紗。“有記錄的歷史”事實上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豐富得多，它總是處在被不斷發現的過程中，而且每一次重大發現總能極大地影響人們對歷史的看法。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骨文的發現，刷新了中國“有記錄的歷史”，也使人們對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有了新的認識。與此類似的由於新材料的重大發現而形成的敦煌學、簡帛學等，也都在不斷拓展著中國“有記錄的歷史”。“被激活的歷史”只是“原生態歷史”的冰山一角，是“有記錄的歷史”的一肢半節，它之所以能被激活，又總是與人們“現在”的生存狀態、當下的價值選擇緊密關聯。意大利學術大師克羅齊曾提出過一個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他看來，那些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詞語記錄的“編年史”是“死歷史”。但“死歷史”不會永遠都是死的，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了當代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克羅齊的這一命題是否正確值得商榷，但有其合理成分。可以說，當“有記錄的歷史”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時，它就成為了“被激活的歷史”。

所以，可以認為，人們之所以追憶這些“過去”而不是那些“過去”，主要是由“現在”人的生存狀態和價值選擇決定的，呈現在“現在”人面前的歷史主要是“被激活的歷史”。當然，對於不同群體來說，由於生存狀態和價值選擇的不同，“被激活的歷史”又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對於同一群體而言，由於時代的不同，“被激活的歷史”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被激活的歷史”的這些特點，決定了人們是從“現在”出發去發現歷史，決定了關注“現在”始終是史學的學術增長點，是史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回顧一下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因為對“現在”的關注而帶來的史學興盛。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就是在不斷構建“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中彰顯自身價值、推動自身發展的。

(2010年3月1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