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總離不開對歷史人物的關注，這是歷史研究區別於自然科學研究的顯著特點之一。而人又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背后都有思想情感的動因。因此，如何把握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進而對歷史作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史家在歷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

對於如何把握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中外史家各有見解。其中，通過移情的方法來體驗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握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是許多學者比較傾向的一種方法。移情是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通常是指個體對他人內心情緒的認知、覺察並形成相應的情緒體驗。簡單地說，移情就是設身處地體驗別人的情緒、理解別人的立場和情感，以求能夠以己度人、感同身受。雖然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移情概念的時間不長，但古今中外的史家們在歷史研究中，都自覺不自覺地運用過移情這一方法。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鴻門宴的記敘，就有很多關於當時項羽、劉邦等歷史人物心態的生動描述，並以此來分析他們的行為。所以，著名學者錢鐘書指出：“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這裡談的其實就是很多史家在歷史研究中所運用的移情方法。

通過移情來體驗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握其思想情感，對於深化歷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英國著名學者柯林武德舉過一個例子：假設史家在閱讀狄奧多修斯法典，而且在他面前放著皇帝的某一敕令，僅僅閱讀這些文字並且能翻譯它們，並不等於懂得它們的意義。史家必須看清楚這個皇帝正在企圖對付的那些局勢，正好像那個皇帝所處的局勢就是他自己所處的一樣，必須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那個皇帝的經驗。隻有做到這些，史家才能真正懂得敕令的意義。的確，一些冷冰冰的歷史事件背后往往蘊藏著極其豐富生動的思想情感﹔一些看似相同的歷史表象背后，歷史人物的思想動因是大不相同的。不移情體驗，機械地就事論事，就隻能知道歷史“是這樣的”，卻無法知道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

移情體驗雖然可以深化歷史研究，但它是一把雙刃劍，存在一定的風險。這對史家的修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移情是設身處地體驗別人的情緒、理解別人的立場和情感，真正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一般而言，移情體驗要准確真切，移情體驗者與被體驗者之間在價值觀念、知識結構、經驗閱歷等方面應該具有相似性，否則就難以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就歷史研究而言，由於史家與自己所研究的歷史人物大多在時代上相隔久遠，在經驗閱歷上也是相去甚遠，有的歷史人物甚至是生活在完全相異的文化背景下，要達到這種相似性顯然更難。這對史家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經驗閱歷等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史家惟有在這些方面苦心孤詣作出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才能在移情體驗時更為准確真切。做不到這一點，簡單地以己度人，史家往往容易以個人的思想情感來替代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其結果很可能風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移情體驗通常包含著一種思想情感上的共鳴，一種了解之后的同情，一種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心理。在長期移情體驗的過程中，史家與歷史人物在思想情感上相互交流、滲透、融合，就容易被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所感染甚至同化，逐步喜歡上自己所研究的歷史人物。這種傾向不斷發展下去，對歷史研究無疑是危險的。倘若這一歷史人物屬於正面的，史家將不惜溢美之詞將其拔高﹔倘若這一歷史人物屬於反面的，史家可能會找出各種理由為其辯解，希望翻案。在歷史研究中，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史家著力粉飾歷史上的反面人物，個中原因雖然復雜，但史家在移情體驗時思想情感被感染甚至被同化應是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史家在移情體驗時必須保持一份清醒，堅持正確的歷史觀。

(人民日報2011年3.月3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