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浩淼東海的魚蹦蝦跳，滿載而歸的漁舟唱晚，曾誘使人們競相加大船隻動力、賽著縮小漁網孔隙以提高捕撈收益，其結果則是苦酒共飲：相比於往年從6月初開始的東海伏季休漁，今年4月份就有不少漁船因東海無魚而提前回港，甚或被迫上岸轉產。

這種由牧海人競相捕撈所導致的公共漁業資源的枯竭，是典型的制度經濟學所探討的“公地悲劇”現象。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哈丁1968年在《科學》上發表了《公地悲劇》一文，揭示了當某種稀缺資源不具有排他性使用權時，如一塊公共草場，每一個使用者都從自身收益最大化出發安排生產，決定放牧數量，必將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草場被毀，最終上演由個體理性行為引致的社會非理性悲劇。

其實，類似現象在生活中並非鮮見。如，每個家庭都有使用公共道路資源的權利，都為出行方便舒適而爭購車輛，結果要麼狀若蝸牛，緩慢爬行，要麼就是所有車輛都堵停在路上，誰也走不了。

人類社會，從經濟視角觀之，是由作為獨立經濟單元的個體所組成的。對個體而言，有其追求自身收益或利潤最大化的個體理性的內在規定性﹔就集體來說，必須謀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以體現集體理性的要求，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

那麼，怎樣避免“公地悲劇”上演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弄清一些基本道理，正確認識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或曰社會理性的關系問題。

首先，個體理性既是社會前進的原動力，又必須恪守行為邊界。就是說，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在於每一個人追求自身財富和幸福的本性，即個體理性。顯然，沒有個體理性就沒有集體理性，更沒有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尊重個體理性。尊重個體理性，保障個人追求收益和幸福的權利，也是黨和政府踐行以人為本施政理念的基石。而要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個體理性必須恪守行為邊界，按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自然律的要求，凡事既想己又想人，不能隻為一己之利而遺禍別人。否則，無數個體行為的負外部性的疊加，必定損害群體福利，最終必將禍及自己。

其次，個體理性行為的累積不一定產生集體的理性結果﹔甚或相反，局部理性的無限放大可能導致全局的非理性。

經濟史學上有一則著名的“小國政策與大國政策”的悖論：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早年在寧波做縣令（今鄞州區）時，開春將府衙存糧放貸給農民作為種子和口糧，秋后收回並加少量的利息，既節省了保管糧食的成本，又促進了春耕生產，一舉多得。后來，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8年）實施的“熙寧變法”中將上述做法（即青苗法）推向全國。由於各級官吏層層加息，最后甚至演變為對農民的強迫放貸，激起民怨，產生“真理合成謬誤”的負效應，改革終告失敗。

再次，集體非理性必定導致個體理性的難以實現。集體理性著眼於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以群體性目標為取向，不一定符合所有個體的理性要求﹔反之，一旦出現集體非理性的公地悲劇的結果，則所有個體必定受損，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東海無魚，則所有漁民都得上岸。企業和個人無視環境資源，肆意排放，最后大家的血液裡都得溶入大量PM2.5等有害物質，無一能免。

需指出的是，對超越邊界的個體理性行為，要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加以約束。也就是說，要對利己害人者征收其溢出的由社會或群體承擔的個體成本，給受損者以補償，還社會以正義，保障個體理性與社會理性相得益彰，齊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