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極善於從自然現象和事物中獲得人生感悟的。如從山梁上的野雞“色斯舉矣，翔而后集”（《鄉黨》）中感其審時，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中知其客觀必然性。還有“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和“歲寒，然后知鬆柏之后凋也”（《子罕》）等，都是用了引譬連類的比興手法感發志意，由物及人。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孔子此嘆雖經常被引用，但實際體會則有所不同。鄭玄在《論語注》中說：“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后來者或認同此見，如何晏﹔或承續此說，如邢昺。東晉孫綽在《論語集注》中這樣寫道：“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嘆”。此一“遲暮傷逝”之見，在后世應和者眾。程子和朱熹，皆以“道體”和“進學”解其意。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興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然不已焉。”程子還批評說：“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熹所言與程子相近，並總結說：“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朱熹《論語集注》）。程朱之后，一些學者多以“往進”解“逝者”，形成與“遲暮傷逝”背反的解說。

　　無論傷逝還是進學，均為對孔子言外之意的理解。准確與否，還是要先從通曉文本的原始意義入手，再參詳其具體主張，方能明確。從文義看，“逝”為過去之意。以“往”訓之，亦為“過往”而非“前往”。所以，鄭玄與邢昺的注疏是比較恰切的。“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時間一維性的原始表述。時光不能倒轉，時事既往則不可追復，其意境首先是哲學的，然后才會有道德、情感或藝術的體認。以愚之見，對孔子臨川之嘆的哲學意境，以南朝學者皇侃在其《論語義疏》中的解說最得其要：

　　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嘆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雲“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雲“不舍晝夜’也。”

　　此解既堅持了鄭玄的認識而又有所引申，引申處便是“向我非今我”。過去的我（存在）非今天的我（存在），這一頗具禪機的話語，將“逝者如斯”的流變認識破解到極處。

　　萬物皆流，時事一去不返。而人生苦短，失去便不可復得。作為寫實的客觀認知和凝煉的哲學命題，其本身並沒有給出具體答案。言說者與聽聞者，會因為不同的文化素養、審美情趣、人生志向和經歷，有不同的體認和選擇：儒家入世，道家無為，宗教家生死輪回，及時行樂者“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倘若試圖以其中任何一種認識和選擇給“逝者如斯”定義，都將這一反映一般規律的哲學命題簡單化了。從孔子說來，誠如有些學者所見，其對自己的主張不能見行於當世確然有過煩憂甚至感傷，但這並沒有成為他的思想基調。他將真理的追求視為人生要義：“朝聞道，夕死可矣。”（《裡仁》）而面對道之行廢，孔子將其歸之於時運的同時，卻又“知其不可而為之”，所體現的不僅是道路自信，也是對流變的期待與推助。可見，孔子始終保持孜孜以求的進取精神和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將此與孔子“智者樂水”的認識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出，用“遲暮傷逝”去解說孔子的臨川之嘆，雖不能說毫無憑據，卻不大符合孔子的人生態度和襟抱，亦無法盡現孔子此嘆之精要。

　　再如程朱的“道體說”。此說雖精致而旺盛，其自強不息和積極進取的認識也與孔子的主張相契合，但從文本上看，則不無過度解讀之嫌。用程樹德先生注此章的話說，即“道體不息，雖有此理，然另是一義，夫子言下恐未必然。”（《論語集釋》）此解的最值得商榷處，是缺乏對“逝者如斯”的觀照而有如對“生者如斯”的解說，與文本不相投合。還有一些學者直以孟子的“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料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孟子·離婁》）解此章，則孔子的“臨川之嘆”就被演繹為“臨川之贊”了，與鄭玄、皇侃至邢昺的注疏漸行漸遠。思辯的意境被消解了，徒留下道德教訓。

　　當然，孔子的臨川之嘆對其積極的人生態度，確是有直接影響的，並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時不我待的追迫感。時光易逝而人生苦短，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長度中有所作為，就必須珍時惜陰。這一在今天看似簡單的道理，在春秋時期則不易得。產生這一認識需要兩個前置條件：認識到時光一去不返和承認死亡的真實性。此二者在孔子那裡，可以說是同時完成了，是孔子重現世人生的認識基礎。孔子說：“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輕人有超越前人的發展潛力和空間，這是進化的發展觀，也是對年輕人的期許。但四十、五十歲時已人到中年，若此時尚無所作為，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可能性。宰予因為白天睡懶覺而受到孔子的責罵，顏回因為“語之而不惰”得到孔子的褒揚，顯然就來自這種認識。

　　愛惜光景當然包括進學，但更需要躬行踐履，即所謂“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來，隻有切實的努力才能達成願景，否則將一事無成。我們還應看到，孔子希望人們以快樂而非苦行的方式去追求人生目標。通識孔子一生言行者可知，一個“樂”字，在孔子那裡才是貫穿始終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智者樂，仁者壽”，此之謂也。

　　二是不患得患失的生活態度。我欣賞皇侃的“向我非今我”，它實際地揭示了孔子的人生態度。既往之時事對今天當然有意義，恰如川水之前后相續，亦可彰往而察來，不能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去對待﹔但我們必竟活在當下，要面對現實和未來。故對既往之時事，特別是苦難，挫折和不如意事，應能看得開，放得下，不能沉湎或糾纏其中而不知擺脫。正因為有了這種心境，孔子才能夠在其政治追求屢受挫折的情況下，保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生存狀態。緣於這樣的認識，孔子主張“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認定“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公治長》）。

　　按照“逝者如斯”之見，即便是已經取得的成就和輝煌，也隻証明過去而不能代表未來。人生的行囊不能空空如也，也不能積存過重﹔人生之旅不能不有所回望，亦不能因此而駐足，在往昔的影像中徘徊。以變易的態度審時度勢，以“揮手從茲去”的氣度坦然前行，腳步才會邁得穩健而從容。這是我們從孔子的臨川之嘆中最應獲得的人生感悟。（作者系遼寧省孔子學會名譽會長、營口市人大常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