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士大夫人生目標和成就往往被以“道德文章”來加以概括。“道德文章”也是中國社會和歷史對個人進行評判的基本坐標。

道德文章的要旨，在於“德”與“學”的統一，即如《中庸》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與“學”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的。

在中國文化中，“道德文章”精神源遠流長。孔子的“文行忠信”（《論証·述而》）四教之法可謂“道德文章”建構的精神發端。孟子將道德文章內在精神一致性概括成“知言養氣”說，即“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荀子根據一個人所具備的道德（即道德之“行”）和文章（即道德之“言”）不同，將人依次分為寶、器、用、妖四個層次，這即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荀子·大略》）顯然，所謂國之寶者即是做到能言與能行的統一。蘇軾曾用許多說法表達“道德文章”的概念。如稱贊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潮州韓文公廟碑》）此處的文、道、忠、勇四個概念顯然有著“文行忠信”的痕跡。

文以載道，道因文傳。儒家人生建設有著建設“道德的文章”和實踐“文章的道德”兩方面的內涵，它們之間有著內在的統一性。

第一，文章出於道德，文章傳承道德。歷史上，對儒家五經或六經等經典的注疏詮釋，發掘其中的微言大義一直被作為一切文章的源頭，這也是“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精神的具體展開。王充《論衡》強調：“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要“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如此則能“論發胸意，文成手中。”

正因為文章源於道德，展示君子的道德建構和為人原則，所以這或形成了春秋筆法，或形成了文以載道的精神。《易·大畜》中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之卦義，事實上體現了人生建設中的內在之德與光耀於外的關系。韓愈自稱為文是“扶樹教道，有所明白”。（《上兵部李侍郎書》）白居易自道為文是“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議文章》）他進而指出，文章之華美是重要的，但是為了美德和正義，為了善良與禮法，那麼文章之“刺”正是其重要作用。“聖人之情見於辭。”（《易·系辭下》）事實上，也隻有那種說真話、表真情、不媚俗、不媚權的道德高潔之人，才能寫出美刺之文。美刺不拘、磅礡大氣、為民請命的作文原則，正是剛直之士憂國愛民思想的體現，其文風和品位絕對不是諂媚奸佞之人能夠做到的。

第二，道德為文章之骨，文章憑道德而立。言為心聲，文以言志。道德為文章的內核，文章應詮釋道德、傳承道德，那種巧言令色、文比質勝的現象一直是正直的士大夫們所反對的。歐陽修在《答祖擇之書》中說：“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一個邪惡奸佞之徒，心中沒有遠大人生理想，怎能發自內心地寫出道德高潔、切中時弊、高屋建瓴的文章呢？其為文者，或是文過飾非，或是妖言惑眾，或是阿諛虛假。道德與文章事實上完全相悖，這也恰恰証明了其人的邪惡奸佞。

第三，道德文章內在統一於君子的精神世界。“道德文章”是對士大夫在道德建設與“文章”成就方面的綜合要求與評價。道德和文章統一於人的精神境界中。在儒家修齊治平理想中，道德建設既是手段和條件，又是人生的重要目標。有道德即有文章，但狹義的文章不一定即是道德，大塊文章隻能是美好道德和修齊治平的外化。孔子說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即是此意。宏大的人生目標也許會達不到，但是必須樂觀奮進，積極有為，死而后已。若如此，則個體人生就是有意義的，即能做到青史留名，光耀家譜故裡。在此意義上，“道德”不僅已經轉化為“文章”，而且道德和文章也已達到完美的統一，展示出光芒萬丈的道德形象，並成為后世的道德楷模。

第四，“道德文章”與歷史評價。道德與文章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雖然不能說道德好即代表著文章好，但是若道德頑劣，那麼其為文也往往被視於毫無意義。

傳統上對道德的理解可以有多種內涵，但大致可從三個層次判斷一個人：第一，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捍衛民族大義還是出賣國家利益﹔第二，他在現實生活中是邪惡奸佞之徒還是溫仁敦厚之士﹔第三，他在為人細節上是嚴於律己還是存在道德瑕疵。雖然在具體歷史時空中，對道德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是，家國目標和民族大義卻一直是中國社會及士大夫對道德文章進行評價的主要標准。如包拯、岳飛、文天祥等人，即使他們都不是以文章名於當世，但是以其高潔的道德、崇高的人格和偉大的事業而受到世人的景仰，其所作之文都得到后人的珍藏與傳播，並以其立德之業為后世留下重要的“文章”。

除卻以民族大義為標准的判斷之外，即使是在個人生活領域，道德有疵者也會影響到其文章的光彩。如傳說中的郭象對向秀《庄子注》的採用，一直為士人不恥。韓愈也曾因其媚權和媚俗而一直受到后人的詬病。事實上，文以人廢、文以人顯之事，不僅歷史上屢見不鮮，而且也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理所當然。王維因在安史之亂中迫受安祿山的偽職，使其道德形象受到污染，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他一直有著“偷祿苟活，誠罪人也……德在人下”（《與魏居士書》）的貌似自謙的負罪感。

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文章”的精神在當代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今天，“道德文章”建設目標有了新的內容，人生評價標准也愈加體現多元化和時代性的特色。堅持“道德文章”的精神，有助於有更好地在多元化社會中堅持正確的人生價值導向。弘揚道德文章精神，有助於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的時代，要加強道德文章的全面發展，在全新的文化歷史環境中，重塑道德文章的時代內涵，促進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建設落到實處。（王建光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