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國長期受到西方的景仰。從愷撒大帝對中國絲織品的痴迷，到中國的四大發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催生，中華文明始終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著重要的貢獻。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對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產生的影響和作用作出這樣的評價：“注意一下發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很恰當的。這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不清楚的三項發明中，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即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項發明已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狀態，第一種發明表現在學術方面，第二種在戰事方面，而第三種在航海方面。從這裡又引出了無數的變化，以致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在人類生活中似乎都不及這些機械發明有力量和有影響。”盡管培根還不了解這些發明的來源，一些西方人不願說出甚至故意模糊這些重大發明的來源，英國人李約瑟經過深入研究向西方人闡明，這些發明均來自中國，並用事實証明“世界受惠於東亞，特別是受惠於中國的整個情況正在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

西方對中華文明，特別是對中國的道德、政治制度、人民的勤勞、愛好和平等都給予高度的評價。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18世紀中葉，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由於它（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94頁。）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但是，啟蒙運動過后，西方進行著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中國變得落后而愚昧，鴉片戰爭后，中國國家形象經歷了漫長的被輕蔑的時代。就連馬克思在1856年年底至1860年年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評論性文章，也受到了這種輿論的影響。這種被輕蔑的時代，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時期才有所改變。1958年美國人哈羅德•伊羅生對此作了深入的觀察和精辟的說明。

1942年，“珍珠港事件”后的4個月，在對美國人進行的全國范圍的抽樣調查顯示，60%的人不能在地圖上指出中國的位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在一些新興的更大的強國之間的爭斗中，亞洲很快成為主要的舞台，成為產生我們當代歷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后果和決定的舞台……最多在12年前（大約在1945年、1946年前后），中國以甚至連最有思想的美國人都無法想象的方式，成為影響美國國內政治、一些人能夠升任高官及在公眾中名聲或毀壞名聲的重要因素，對此的關心、警告、爭論、失望、反責和謾罵會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地充斥於新聞報刊及廣播中。中國以其在世界事務中的嶄新地位，在強加於美國的許多決定中，成為核心，通常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我們與全球其他所有國家，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的關系。”（《美國的中國形象》，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頁。）這些情況反映的是從抗日戰爭后期到新中國成立，再到中國人民在朝鮮戰場上對美國的勝利大約不到10年的時間內中國影響力的變化以及在美國產生的影響。1971年10月，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直到這時中國才真正摘掉了被西方輕蔑的帽子。然而，中華民族開始再次真正走上世界的中心舞台，是在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開幕及以后的日子。近年來，深諳中國發展狀況及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產生的深刻影響的人們，對中國的形象給出了客觀的評價。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中國的良好的國家形象正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中國夢就是這個形象最簡約的表述。

來源：《讀懂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