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夢想，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時為什麼強調“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革命斗爭是要接續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務。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不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是因為，中華民國成立后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奴役的現狀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險進一步加劇。……這些都說明，中華民國成立后，不僅沒有實現民主共和，而且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處境更加險惡。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民主共和國，仍然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理想。

為什麼中華民國成立后不能實現民主共和，原因何在？這是當時許多人考慮的問題，也是中華民族繼續探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夢想之路必須迫切解決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民眾沒有真正實現政治上的覺醒。隻有喚起民眾的覺醒，中國社會才能繼續前行。對這一問題認識較早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所以，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用常帶感情的筆鋒投身民眾思想啟蒙，主要是輸入西方的新知識新思想，用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迪民智。戊戌變法失敗后，維新派與革命派展開的要改良還是要革命的論戰，進一步教育了民眾，使更多民眾放棄了對改良的幻想而傾向於革命，特別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的成立，進一步把民主共和的理念傳播到民眾之中。但辛亥革命后，中華民族在政治上並沒有完全覺醒。中華民族沒有完全覺醒的根本原因在於受封建主義的毒害深重。辛亥革命后人們發現封建主義思想成為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的矛盾沖突和交鋒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思想，其矛頭直指促成洪憲帝制、張勛復辟以及支撐北洋軍閥統治的封建主義思想。這些新思想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思想力量沖擊著舊的思想﹔另一方面以一種嶄新的思想啟迪著人們的覺醒，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為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開辟著思想道路。

對於中華民族還沒有完全覺醒這一現實，批判最為深刻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魯迅。魯迅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先后發表了一系列作品，深刻揭示辛亥革命前后民眾精神麻木的狀況，並努力喚起民眾的政治自覺。1923年8月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魯迅的小說集《吶喊》，收入作者於1918年至1922年間發表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不朽名篇。《〈吶喊〉自序》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學醫出身的魯迅，真正看出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病灶。意識到要改變民族的命運，首先必須拯救民族的靈魂。后來，他在談到《阿Q正傳》成因時說：他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又說：“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靈魂，但時時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裡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隻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七卷，第78頁。）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清算。1916年年初，在袁世凱稱帝之前，美國人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等文章，散布中國宜於實行君主制，沒有君主便要“滅亡”的謬論。《新青年》針對這種情況，發表了陳獨秀的《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覺悟》，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青春》等文章，深刻揭露君主專制的危害。新文化運動在反對封建主義，倡導民主主義思想的同時，熱情傳播十月革命及社會主義思想，使社會主義思潮成為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時期一種主要的社會思潮。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新青年》因應世界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撰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文章，熱烈歡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宣傳了西方的進步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想，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新文化運動號召“打倒孔家店”，魯迅直稱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是“吃人”的歷史等，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具有徹底性的特點。同時繼新文化運動興起的五四運動不僅接續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倡導的暴力革命的思想，接續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而且傳播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這一思想與新文化運動旨在喚醒民眾的思想啟蒙恰好吻合，這就在思想上為人民大眾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做了思想准備。正是在這種人民大眾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影響下，許多激進民主主義者很快完成了向社會主義者的轉變。1921年3月，李大釗呼吁在中國創建工人階級政黨，他認為：“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即共產主義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麼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釗顯然洞見了一個代表人民大眾的強有力的政黨對於中國開展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極端重要性。而這種洞察，實際上是基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華民族政治的覺醒。也就在這時，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恰是在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后不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個更加先進的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迅速成長起來。在世界范圍內，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最有影響力的結果是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此世界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無產階級作為最先進的階級開始登上歷史的舞台，並逐步掌握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導權，從而推動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覺醒。特別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和十月革命的啟迪，中華民族真正意識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徹底勝利，必須聯合各革命階級和團結世界進步力量以暴力革命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暴力統治，這就是中華民族政治上的覺醒。中華民族政治的覺醒，標志著中華民族曾經幼稚的夢想的幻滅，標志著中華民族基於中國國情、團結一致謀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從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夢想的開始。正是這種政治的覺醒，為取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裡，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

來源：《讀懂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