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有效的社會溝通是促進社會群體之間、政府與公眾之間合作信任，降低社會運行成本的基本保障。但是正如獲取別人的信任是一種個人能力一樣，建構暢達的社會溝通機制，意味著社會心態的轉變和治理模式的革新，挑戰不可謂不大。某種意義上，社會溝通能力已是當下中國社會最重要最需開掘的社會資源，需全社會付諸努力。圍繞社會溝通相關問題，本版特約專家解答。

　　主題延伸

　　溝通的帕金森定律

　　英國學者帕金森有一個著名定律——帕金森定律，即“因為未能溝通而造成的真空，將很快充滿謠言、誤解、廢話與毒藥。”就是說，現實中許多的不愉快、不順暢，不成功，很可能與缺乏溝通或溝通不成功有關系。溝通是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思想與感情的傳遞和反饋過程，更是尋求共識，消除隔閡,謀求一致的過程。溝是手段，通才是目的。

　　社會溝通隨著治理方式變革越來越受重視

　　主持人：社會溝通在當下為什麼受重視？

　　李文星（四川大學政治學院教授）：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根本轉型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尤其是單位體制的逐步解體、社會流動性的增加, 在行政化力量束縛下的社會逐漸浮出水面，非行政化的私人部門和各種民間組織力量日益發展壯大並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溝通作為社會治理的關鍵一環,也隨之發生變遷，成為變革的應然抉擇。

　　丁元竹（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在沒有根本利害沖突情況下，社會隔閡可以通過社會溝通來實現融合。比如，有關社會治理過程和結果的信息公開，這是透明。各利益相關方或其代表有機會、有渠道就社會事務決策表達意見並受到充分尊重，這是參與。政府對公民所提出的利益訴求及時給予答復，這是回應。消除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猜疑和隔膜，這是信任。人際關系中消除了冷漠、敵對和沖突，彼此相處融洽相互合作，這是和諧。這些既是社會溝通的方式，也是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目標和要求。也就是說，推動社會溝通進入社會治理領域，是社會治理方式變革的必然要求。

　　何謂社會溝通?何謂社會溝通的帕金森定律?

　　主持人：如何理解社會溝通的一般含義？

　　丁元竹：通常，社會溝通是指發生在社會關系中的、兩個以上的社會實體通過常規環境（面對面的—語言的或肢體的）或技術環境（電話、普通信函、電子郵件、微博、微信等）開展的知識、思想、感情、文化等方面交流。

　　青連斌（中央黨校教授）：社會溝通的基本含義，是講不同社會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社會群體、社會組織）之間通過信息交流，從而對彼此的觀點和行為產生作用和影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交流觀點和看法，以尋求共識，消除隔閡和誤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每天都在發送和接受各種信息，並作出自己的反應，也就是說都在從事社會溝通。英國學者帕金森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因為未能溝通而造成的真空，將很快充滿謠言、誤解、廢話與毒藥。”有效和順暢的溝通，是營造良好人際關系，使人獲得精神上的滿足的重要手段。對一個群體或社會組織來講，隻有通過溝通，才能有效地在成員之間、各個系統之間傳遞信息，協調內部的關系，調動其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統一其成員的行動，並增強群體和組織的凝聚力、向心力。

　　社會溝通兩種基本方式的各自特征

　　主持人：社會溝通有哪些方式，各有什麼特點？

　　青連斌：社會溝通的方式多種多樣。根據溝通渠道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正式溝通和非正式溝通。在社會系統內的溝通，主要是正式溝通。正式溝通通常都要按照明文規定的原則、程序和方式來進行，比如上下級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公函往來，文件傳達，召開會議等。

　　非正式溝通則是在社會系統內，通過非正式組織結構以外的途徑，根據非明文規定的原則進行的信息交流和傳遞。同事、鄰居之間的聊天，親戚、朋友之間的閑談，都可以看作是非正式溝通。正式溝通比較嚴肅規范，能保証信息交流的權威性，具有比較好的整體效果，但依靠組織系統層層傳遞，因而溝通速度慢，缺乏靈活性，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容易失真或被扭曲。非正式溝通不拘泥於形式，信息傳遞速度快，但不容易被控制，信息可能不准確。

　　溝通的方法包括語言溝通和非語言溝通。語言溝通是最基本的社會溝通方法，又可以分為書面語言或文字溝通和口頭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是我們運用表情、體態和行為等所進行的溝通。語言溝通尤其是書面語言溝通明確而清晰，非語言溝通則相對比較模糊。

　　從傳統的社會溝通到信息時代的社會溝通

　　主持人：社會溝通方式在歷史上大致經歷了怎樣的演變？

　　丁元竹：傳統的社會溝通是一種面對面的交流，體現為鄰裡之間、個人之間、群族之間的交往與溝通。這種溝通方式發生在傳統社會，主要是農業社會。那個時候大家都居住在同一村落裡，從事農業活動，生產方式基本相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也差別不大，沒有社會流動，是一個熟人社會。隨著生產方式發生變化，工業革命開始后，大量的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這些來自不同農村地區的人在城市就業和工作，就出現了陌生人的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提出重建社區。這是城市社會的溝通。20世紀70年代，交往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革，信息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社會溝通進入信息化時代。

　　青連斌：在傳統社會，官方（包括政府、企業單位以及各種社會組織）的社會溝通通常採取正式溝通的方式，非正式溝通主要存在於民間。盡管非正式溝通是任何一個社會系統內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社會的統治者雖然想方設法將其消除，而事實上也不可能消除，至少是希望將非正式溝通的負面影響或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在現代社會，從社會治理層面看，官方的溝通也仍然主要是正式溝通，但並不排斥非正式溝通，而是盡其所能地控制、利用非正式溝通，將其作為正式溝通的一種補充。與此同時，盡可能地限制和減少非正式溝通的負面影響。更多的是借助於大眾傳媒而實現的間接溝通。

　　信息化時代溝通方式的新特點

　　主持人：怎麼看待信息化時代的社會溝通？

　　李文星：信息化時代的社會溝通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的日益普及為政府與社會溝通提供了新平台，也就是說，溝通方式正由傳統行政溝通方式向互動式溝通方式轉變。傳統行政溝通方式通常指信息由上而下經過各級政府最后傳遞給公眾，而來自公眾的信息則自下而上依次往上級政府傳遞，前者的信息量通常比后者大得多。而互動式溝通則是指地方政府與公眾基於共同的需要，在一定的規范和條件之下，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所進行的交互性的信息傳遞和共享的過程。治理意義上的互動式溝通與傳統的行政溝通相比，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與公眾是作為平等的主體，並且雙方是交互性的：在溝通行為上，強調一方對另一方的行為積極回應﹔在溝通范圍上，主要是指各層級地方政府與目標公眾之間的溝通，較少涉及政府內部流程中的溝通﹔互動式社會溝通在溝通時效性、信息傳遞渠道、溝通載體多元化、信息傳遞質量和效率等方面具有相對傳統溝通方式明顯的優勢。

　　社會信任度下滑與社會溝通失效不無關系

　　主持人：當前我國社會溝通有哪些問題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

　　青連斌：當前我國社會溝通，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

　　一是缺乏應有的溝通平台，溝通渠道不順暢。當前社會正處於社會矛盾多發期，要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尤其是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必須健全順暢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或機制，為各利益主體提供充分的表達利益訴求的制度性平台。當前尤其要著力解決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的事項，原土地、房屋所有者或使用者同政府相關部門、開發商以及其他相關方的有效、順暢溝通問題。

　　二是政府部門與社會大眾溝通中，群眾對政府不信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觸。因為種種錯綜復雜的原因，群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在某些情境下，隻要是政府倡導的、政府發布的信息、政府作出的規劃或事項，部分群眾總是懷疑，不相信。當前比較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許多都是源自於對政府部門的不信任。解決的辦法，當然不是指責群眾，壓服群眾相信政府，而是加強政府的公信力建設，建設誠信政府。

　　三是社會成員的溝通中，比較普遍地存在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問題。當前，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問題確實多發，謠言、謊言無處不在，社會誠信問題成了社會大眾相當關注的現象，這給社會溝通帶來巨大的陰影和破壞。社會成員因為缺乏應有的溝通，或溝通的信息出現失真，從而造成相互之間的隔閡和誤解。解決的辦法，當然主要是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建設一個誠信社會。

　　怎樣衡量社會溝通機制的實際運行狀況

　　主持人：當前，社會矛盾日益增多，從矛盾比較集中的群體性事件中，能否具體觀察到社會溝通機制的實際運行狀況？

　　李文星：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也要看到，幾乎每一起群體性事件都反映出當公眾利益受損時，缺乏及時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政府與社會溝通不足。因此，社會沖突事件不斷涌現可以看作是社會溝通機制運行不暢的一扇窗口。

　　可以從這幾方面觀察：其一，溝通主體的互動性不強。首先，信息在由發出者到接受者的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行政層級進行，這便產生了溝通時效性差的問題。其次，各層決策者尤其是中高層決策者, 限於時間精力以及其它原因，很難與公眾零距離溝通。最后，一些政府機關及工作人員，以其公共部門的權威, 通常喜歡通過通知、命令等形式將有關的政策、精神強行傳輸給公眾。不注意收集反饋結果,或該報不報,或報喜不報憂。對公眾向政府提出的意見、建議和要求也往往推遲或根本不回應。

　　其二，信息系統高度行政化、部分形式化。部分負責行政調研的咨詢機構，如政研室、調研室等缺乏相對獨立性，容易受領導意志和領導意圖所左右，很難發揮其客觀反映實情的功能﹔對大眾傳媒，由於較多強調其單向宣傳功能，難以充分發揮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有效平台的效用﹔地方信訪部門尤其是一些基層信訪部門，經常難以高效、及時地處理好公眾反映的問題，溝通作用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流於形式化。

　　其三，信息傳播過程中異化現象較為嚴重。一方面，由於傳播者的認識偏差、個人偏好、自身的利益趨向以及溝通通道的障礙，信息在傳輸過程中被歪曲，信息失真﹔另一方面，由單通道信息體制下信息傳輸渠道的負荷能力的有限性導致信息損失的現象也比較常見。

　　好的政治溝通的實現有賴於三個條件

　　主持人：您認為怎樣的社會溝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或者說，社會溝通不暢通這一問題在當下的症結是什麼？

　　荊學民（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從理論上講，社會溝通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其中包括經濟溝通、文化溝通、政治溝通等。對目前的中國社會而言，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各種社會問題對政治的訴求日趨緊迫和激烈，所以，社會溝通問題已然聚結在政治溝通上。可以肯定的是，暢達互動的政治溝通，有利於避免社會矛盾激化甚至消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好的政治溝通的實現有賴於三個條件：第一，政治運行機制在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對政治溝通提出了要求﹔第二，政治運行機制可以實現政治溝通﹔第三，政治決策層乃至整個社會在認識上高度重視政治溝通。

　　以我個人的觀點，這三種情況我們尚有相當的距離，尤其是第三點。現在，整個社會從思想底層或認識深處，還缺乏對政治溝通的正確認識和高度重視。在很多人看來，政治溝通或者政治傳播是為西方特有的政治競選服務的，認為中國政治運行有自己獨特的政治信息流動體制，因而，從整體上不需要借鑒國外的政治溝通和政治傳播。這種認識首先從思想上拒絕了政治溝通，必然在實踐中會阻礙中國社會政治溝通的改變和改善。

　　良性的政治溝通是社會溝通的動力系統

　　主持人：您認為改善政治溝通對目前中國社會十分重要。良性的政治溝通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荊學民：根據傳播與溝通理論的學理解釋，政治信息的流通渠道可以歸納為三種：組織傳播、人際傳播和依賴於大眾傳媒的大眾傳播。我國目前主要依賴於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機制來實現政治溝通。過度依賴於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可能會凸顯其弊端：第一，由於組織部門的條塊分割化、職務崗位本位化、科層結構官僚化等結構性特點，致使政治組織傳播，縱向傳播多於橫向傳播﹔下行傳播多於上行傳播﹔組織內傳播多於組織間傳播。可以說，這種“格局狀貌”是畸形的，信息在其中不對稱而且在實際傳遞過程中容易損耗、失真、變形﹔第二，人際傳播，由於政治信仰、政治素養、政治品性、消極腐敗等諸多方面的復雜因素，容易陷入“報喜不報憂”的政治傳播偏好。傳播內容容易“同質化”。所謂傳播選擇“讒言化”﹔傳播鏈條“關系化”﹔傳播范圍“圈子化”﹔傳播效果“感情化”，也並不完全是危言聳聽﹔第三，“公眾社會輿論”不容易進入社會政治溝通的動力系統。依賴於組織與人際傳播的政治溝通動力不足，無力帶動良性政治溝通。

　　因此，改善政治溝通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努力實現政治溝通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功能耦合。這三種渠道中，任何一個渠道都無法單獨完成政治溝通。三個傳播系統的耦合程度，決定著整個社會對政治信息接受的全面程度和良性消化程度。就目前而言，要減少對組織和人際傳播的倚重，遏制組織與人際政治傳播的負面功能，將更多的政治信息投放於大眾傳播渠道，受大眾社會的公開監督。

　　第二，就大眾傳播而言，要充分發揮大眾傳媒在政治溝通中的作用，以彌補上述政治溝通中組織與人際傳播的局限性。現代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告訴人們：權力必須接受監督，必須接受經常的、廣泛的、公開的監督。而這種監督常見的有效形式，是運用大眾傳媒，讓權力在公共輿論的監督之下。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有政治自信和政治勇氣。

　　社會溝通的實現依賴於平和、平等的社會心態

　　主持人：階層之間、群體之間因社會差距產生的社會隔閡，是加強社會溝通的迫切性的現實依據。社會溝通在這方面可以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丁元竹：溝通需要平和、平等的心態。平和來自從容的生活和開放包容的心態，以及對於生活的深刻理解，對於人類本性的深刻感悟。平等是個人信仰和文化的積澱，它產生於對社會地位、權力財富等的正確認識。費孝通說，在實現小康之后，心和心之間的關系就變得特別重要。盡管人們的地位、財富、知識、能力不一樣，但平等對話是最基本的。這需要理性平和、謙卑和藹的心態。在一個急速轉型的社會，理性平和謙卑的社會心態是最難能可貴的。從家庭開始，到機構和市場，甚至到政府治理，莫不如此。反過來，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不可避免的蘊含著急躁和非理性的社會情緒，加上轉型過程中的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以及各種社會不公平現象，都會潛移默化地改變甚至惡化著人們的心態，逐步導致社會內在規范的失序，包括道德失范，一旦出現突發事件，這類社會內在規范的失序就會顯現出來。因此，通過有效的社會溝通培育一種平和、平等的社會心態，又以這種健康的社會心態促進有效的社會溝通的實現，是良性的社會循環。

　　以改變話語為切入點改善社會溝通

　　主持人：官方與民間的互動，常常存在“自說自話”的情況，被形容為“兩個輿論場”。如何打通“兩個輿論場”，彌合分歧？

　　荊學民：社會溝通不暢，一個直接的表現是“官方”與“民間”在話語上“各說各話”。官方話語體系，是國家權力結構的公共政策傳達、權威信息發布，它具備鮮明的政治目的性和嚴謹的規范性。而民間話語體系，是長期積聚的各種民間思潮的輿論表達。彌合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形成社會輿論合力，才能培育和保持整個社會對政治穩定的“忠誠度”。在這種努力中，官方話語首先要放下身段。

　　第一，要認識到，黨和國家與老百姓的立場是內在一致的。毫無疑問，我們官方話語是站在黨和國家立場上的理論表達。不能忘記“黨和國家立場”就是人民大眾或老百姓的立場。第二，作為政治溝通話語的主體，官方話語體系的口氣應是“仆人”的口氣。不認識到這一點，官方話語體系就難免存在生硬地教化、教訓老百姓之嫌。第三，轉變政治話語用詞。再抽象的政治道理也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因而要盡可能用老百姓的話說給老百姓聽。要盡量淡化空洞抽象甚至是宗教式的口號。近幾年，中央開展“走轉改”，在官方政治話語這個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比如，現在一些官方媒體的微博就越來越接地氣，越來越受到老百姓的注意和喜歡，其在政治溝通中的正面功能越來越彰顯。

　　構建政府與公眾間良好的社會溝通機制

　　主持人：如何在政府與公眾間構建起良好的溝通機制？

　　李文星：我認為應該從四個方面進行努力：首先，轉變政府的價值系統，從以管理者為中心轉變為以公眾為中心，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要克服官本位思想、官老爺作風以及官僚主義行為，增強民主意識，特別是在作決策時，要從公眾利益和需求出發，通過各種途徑與公眾溝通。其次，改革科層組織體系和干部人事制度，減少信息傳遞的中間環節，適當增加一線人員數量和權力，讓地方政府與公眾充分地接觸﹔增強現有的干部績效評價、選拔和任用機制的透明度，增加公眾對官員升遷的影響能力，從而改變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心理、行為和作風。再次，拓寬並暢通溝通渠道，構建多元化的溝通體系。充分發揮各級信訪部門的作用，推進政策研究機構客觀工作，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建立行政質詢談話制度，廣開各類接待室和專線電話等﹔有意識地降低新聞媒體的官方色彩，注重發揮大眾傳媒在溝通中的媒介作用﹔完善電子政府平台，進一步促進政務公開，暢通民意﹔充分發揮人大的議政和溝通功能，通過人大建立起政府與公眾更廣范圍和更大程度的溝通。

　　（主持人：魏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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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種溝通方式

　　根據有的學者歸納，在5個人組成的群體中，可以有5種具體的溝通方式，即鏈式、環式、Y式、輪式和全通道式溝通方式。

　　鏈式溝通中，居於兩端的人隻能同內側的一個成員溝通，居中的人則分別可以同旁邊的兩個人溝通。環式溝通中，每個人都可以同時與兩側人溝通信息。Y式溝通中，隻有一個成員處於溝通中心。輪式溝通中，隻有一個成員是各種信息的匯集、傳遞者，集中化程度高。全通道式溝通中，任何兩個成員之間都可以互相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