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繪

筆名貝佳，現為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雜志社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長期從事文學批評活動，對中國文藝創作的歷史和現狀有深入的了解。曾先后出版《文學批評學》、《魯迅與讀書》等多部著作。撰寫理論批評文章近百萬字，分別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與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全國性刊物上發表。

工業題材，在當代文學史上曾經是一個光榮的概念，主流文學將工業題材看成是能夠誕生偉大文學的基地。也有一些著名作家投身到工業題材的寫作中，但工業題材文學創作近年來卻不盡如人意。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我們還沒有做好准備將工業文化作為重要的資源引入到文學之中來。其准備不足首先就在於我們的社會在新時期文學之前還沒有正式進入現代化的軌道，我們還沒有與現代化相匹配的城市化運動。從文學的角度說，工業文化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是建立在都市文學興盛的基礎之上的。

工業題材應捕捉城市特征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文學上引以自豪的則是鄉土文學。但新世紀以來，情況悄悄發生了變化。無論從作品數量看，還是從年輕作家的選擇重點看，都市文學都已經排在了鄉土文學的前面。都市文學的興盛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過去主要是以鄉土文學的方式來處理都市經驗的。過去這麼做有其歷史的道理，因為我們的都市還處在鄉村的包圍之中，我們的都市人還只是進了城的鄉下人。今天，這種狀況完全得到了改變，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雙重合力，已經使我們的城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自己真正獨立的都市文學。但盡管都市文學越來越興盛，卻缺乏有思想力量的作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都市文學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傳統。

從思想資源上看，寫都市文學的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多半還是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為參照的。當然，西方的都市化和現代化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面，他們的思想資源值得我們借鑒，但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傳統，還必須依賴自己的經驗和精神遺產。因此我們更需要關注我們在都市化進程中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國家，工業仍是我們城市生活的重要內容。我們不必為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中國制造”而羞慚，恰恰相反，“中國制造”正是“中國特色”的一種呈現方式，因此，工業經驗和工人文化應該是建立我們自己的都市文學傳統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一思路中，東北老工業基地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文學應該怎麼去捕捉我們的城市特征？城市不僅僅是鋼筋水泥構成的高樓叢林，也不必迷戀在酒吧、歌廳裡。我在沈陽工作了八九年，這些年也正是國有企業面臨改革重組的時期，在沈陽鐵西區這個有名的工業區，一座座廠房都被拆掉了。但我發現沈陽人的“不一樣”跟老工業基地有著密切關系，包括倫理關系、人際關系以及城市的性格,都打著老工業基地的烙印。我得出一個結論，老工業基地上的廠房能夠拆掉，但老工業基地上的產業工人精神並沒有拆掉，而且也許永遠也拆不掉。

工業基地在今天的價值並不在於它還有多少機器在運轉，而在於它走過的歷史已經凝聚成一種精神傳統。不同的城市會因為不同的城市化進程而醞釀出不同的都市文學形象。比如廣州、深圳這樣的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民企、外企的興盛，農民工的潮流，使得打工文學成為這裡的一道重要的文學風景線。而遼寧的一些作家，如李鐵，孫春平等，在他們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說中，則明顯感受到一種老工業基地的厚重感和歷史感。這些都市文學形象都包含著工業文化的元素，我以為，都市文學如何處理工業文化的資源，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從我的閱讀體會來看，至少有兩點比較重要，一是要堅持工人立場，一是要堅持城市立場。

以工人立場去把握工業文化

為什麼要堅持工人立場？因為對於一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在工業文化中工人是絕對的主體，所謂工人立場，也就是要把工人作為觀察城市的主體視角。盡管過去我們曾經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為口號，曾經極力提倡工業題材，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真正學會怎麼以工人立場去把握工業文化。

曹征路的《問蒼茫》是一部鮮明地站在工人立場反映民營企業中的勞資矛盾的長篇小說。因而他能夠從正義出發去批判現實中出現的種種資本主義因素，同時也為了絕大多數工人的利益而呼吁人們要注意資本因素的惡性膨脹。我讀李鐵以鞍鋼為背景的小說，就覺得小說中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於始終跳蕩著工人的靈魂。從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以來，還沒有產生真正以工人為主體的小說。茅盾的《子夜》是最早涉及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但茅盾是以革命者的身份來寫《子夜》的，工人只是作為革命的群眾進入到茅盾的視野之中，因此《子夜》盡管寫到了工人群眾的罷工，但工人形象卻是淡薄模糊的。后來茅盾自己也承認：“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1949年以后進入到當代文學史階段，文學界有了工業題材小說的概念，一批表現工人生活為主要內容的工業題材小說應運而生。但題材意識首先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產物，工業題材這個概念的提出就已經預設了意識形態的要求，它體現了計劃經濟的時代特征，題材的背后是一種文化領導權的確認，因此工業題材小說盡管唱主角的可能是工人，但並不見得充分表達了工人的主體意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反映大型工業企業生活的小說變得很稀有，但因為有了一個都市化和現代化的大背景，這些小說明顯給都市文學帶來了新的因素，如肖克凡的《機器》、王立純的《月亮上的篝火》、賀曉彤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等。

打造中國的都市文學“核心部隊”

什麼叫做站在城市的立場呢？我以為，就是把城市作為新的人類理想棲息地，去構建城市文明、去塑造體現人類文明的城市精神。當然，我們有著深厚的鄉村文化傳統，而城市文化的傳統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站在城市的立場上，首先就要有一種培育屬於中國的城市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

可以說，都市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都市文化也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化。西方文學自現代主義時代以來，就把重心放在建構都市文化傳統上面，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已經為我們樹立了都市文學“核心部隊”的樣本，如加繆的《鼠疫》《局外人》，羅布-格裡耶的《窺視者》，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金斯堡的《嚎叫》，等等。

其實，中國當代作家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充滿了興趣，他們不遺余力地從這裡吸取思想智慧，但如果立場沒有轉到城市上來，他們的學習可能隻會停留在表面，而難以進入到城市精神的實質。這樣說，並不是要放棄鄉村文化傳統，鄉村文化傳統盡管是在專制時代的土壤上發育起來的，但它作為一種文化精神卻能超越時代，成為人類永恆的精神遺產。同樣的，在我們的文學中，也需要站在鄉村的立場上來書寫城市的文學作品，就像現在我們所讀到的大量中國當代作家所寫的作品，這些作品以一種哀婉的情調書寫鄉村精神的衰敗，又以一種激憤的情緒批判城市的痼疾。這就是站在鄉村立場質疑城市的書寫，它自有其精神價值。但從建設新的人類理想的棲息地的目標來看，這類書寫頂多起到了一種警惕的作用。我們如今更需要的是真正站在城市立場上來書寫城市的都市文學作品。

中國當代的都市文學應該充分利用工業文化的精神資源。

當代中國的工業文明也需要作家站在時代的高度重新加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