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論是中國古代哲學最發達的部分，其中“人性善惡”又是爭論最激烈的議題，兩千多年眾說紛紜，訴訟不決。

人性討論始於孔子，“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是孔子把人性劃分為“與生俱來的天性”和“后天學習來的習性”。

孟子主“性善論”，此說流布最廣，影響最大。然細考孟子所謂“人性”，實則並非人之本性，乃人異於禽獸之特殊性，被稱為“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

概括以上幾段引文，孟子的“性善論”是說：人心中天生就有區別於動物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這四端是善的萌芽，經后天學習擴充，就能生發出仁義禮智四善，所以人性善而獸性不善。

荀子反對孟子，力主“性惡論”。然細品發現，荀子之“性”並非孟子之“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荀子·正名》）繼而又言：“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性惡》）

然后，荀子開宗明義提出他的“性惡論”：“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概括以上幾段引文，荀子的“性惡論”是說：遵循孔子最初對人性的兩分，“性”是“與生俱來的天性”，而“偽”則是“后天學習來的習性”，是“人為”（偽）。“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惡》）

然后，荀子提出自己的主張“化性起偽”，意即用后天“人為”的道德規范和法制去超越人性，促使人性改變而趨善。他寫道：“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惡》）

除孟荀兩家互相反對的觀點外，還有《孟子》書中論敵告子的“性無善惡論”，善惡均為后天養成﹔王充《論衡》書中講的周朝人世碩的“性兼有善惡論”，后天養善則善長，后天養惡則惡長﹔以及董仲舒、王充、韓愈發展的“性情三品”說，把性與情分為上、中、下三品。

由於僅限於採用直觀-內省的方法，中國古代哲學家言人性善惡恰似“盲人摸象”，各執一端，各持己見﹔均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然難以取得公認。由此反觀，借助20世紀人類達到的科學成就，我們用系統科學方法建立的“人性的系統模型”，可以欣慰地說，得出的結論是有科學的確定性的。

僅就人性善惡言，荀子的持論同我們的結論最為接近：人性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是惡而不是善。因為在人的自然屬性上，幾乎沒有善而隻有惡。耗散結構的利己性，生物遺傳基因（DNA）的無限自我復制，動物不斷追求欲望和感受的滿足，都是利己、自私和潛在的惡。隻有到淺近的屬人的層次上，經過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灌輸進社會文化遺傳基因（S-CDNA），人被培養利他和愛，有了倫理和道德律內存，人才從善和施善。

所以我們說，在人身上惡是天生的，而善則需要培植。試看各種宗教的經文，大多數都是勸善的﹔各類文藝作品，多宣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家長和教師們總是在對下一代進行助人為樂和刻己奉公的品德教育。有人不是說，元明清三朝留下幾百齣傳統劇目，終不離“忠孝節義”4個字，而這4個字的內涵都是利他。再從反面看，在印度曾有人找到從小被叼進狼穴並由母狼養大的狼孩兒：渾身是毛，尖牙利爪，哇哇亂叫﹔見人就咬，抓到扔過去的活雞就茹毛飲血。哪有一點點善？這就用變相的科學實驗証明了我們的結論。

由此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以贊賞的態度引述黑格爾的觀點：“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的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而且，正如恩格斯進一步闡述的那樣：“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因此，倫理道德教育固然重要，善的培養固然重要，然而社會最終必得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制健全，樹立法的最高權威，每個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許有超越和操縱法律的個人，是實現美好社會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