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至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第一個國家夏代王朝，先賢已對民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與地位作出了明確的肯定。《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是夏康的弟弟勸說其兄所作的詩歌。其意是說，民眾是國家的根基，要求夏康在治理國家中，必須敬民、重民、愛民、修善德行，敬重民眾的力量，根基穩固了，國家才會安寧。引文中“皇祖”是指前文明社會血緣關系部落首領堯、舜、禹，也就是后來先秦時期的“法先王”，即政治上效法的先王。眾所周知，夏王朝是由前文明社會進入到“文明社會”而建立的中國社會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實現了由野蠻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飛躍。為什麼夏王朝還要執行血緣部落首領的教訓呢？這不是史家的臆造，也是史家臆造不出的。質言之，這是中國文明起源所走的特殊路徑所決定的必然。

世界歷史一再表明，世界文明具有多樣性，不同的民族和國家進入文明社會所走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古典的古代”的希臘、羅馬所走的文明路徑是：氏族血緣關系已解體，氏族血緣關系被粉碎，與此相聯系財產的私有制得到了很大發展，一言以蔽之，古代西方進入文明社會完全擺脫了舊的傳統即原始社會氏族血緣關系的束縛。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則與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緣不僅未打破和解體，相反卻被保留，國家直接在氏族血緣關系基礎上建立，國在家中，家國同構。另外，與此相聯系，原始社會公社的土地公有被保留，財產私有很不發達，土地公有轉化為國家皇族所有。

不同的文明路徑，決定古代中西不同的政治生態。“古典的古代”希臘、羅馬所建立的國家是與氏族血緣無關聯的城邦。希臘的城邦是獨立自主的小國，分布在希臘縱橫的山脈和眾多的島嶼之中，各自隔絕，派生了希臘人的獨立自主的精神。城邦強調的是公民的集體治權，公民大會則是此公民集體的最高治權。其他的貴族議事會、各級行政、軍事主管等部門，都隸屬公民大會，希臘不存在無公民大會的城邦。公民由貴族與平民組成，奴隸和外邦人，其中包括非母邦作生意的商人被排除在外，貴族有勢力者，自稱君子，平民則是擁有小塊土地的小生產者。城邦國家實行的公民集體治權，一切公職向公民開放，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權在民即主權在公民。城邦國家中公職都通過選舉產生，輪番而治。城邦國家的公民集體治權，與原始公社氏族成員集合體有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私有財產的公民集合體，后者則是財者公有的氏族成員集合體。正是古代西方希臘、羅馬城邦制國家的出現與產生，誘發了古代希臘人對個體權力和民主的渴求，從而出現了關心個人權力與民主的政治生態。

但是，古代中國則與古代西方不同，保留了血緣氏族關系，國家混合在家族裡面，諸侯、卿大夫，是以血緣關系構成的宗子、宗孫和姻親的關系，與此相聯系的，社會成員也是以血緣關系而不是地域關系為紐帶劃分的，除奴隸以外，社會所構成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加上后來的夫妻關系）最基本的五倫關系。國家實行的家長制的統治，君權即父權，君主既是國家最高統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長即君父。在此家國同構的國家中，雖然血緣民族內部存在著親疏之間血緣區別，但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被血緣關系所掩蓋。正是因為如此，國家統治者不會把自己的血族成員當作奴隸看待。廣大的血親氏族成員也不會僅把君主和國家執政者看作是自己的壓迫者和剝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家長，看作是本家族利益的維護者。正是這種家國同構的國家形態，決定了古代的中國先人不像西方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所注重的是個體的權力，所關注的是個體能力施展和發揮的選舉和民主訴求的公民大會，古代先人們最注重的則是以氏族整體為政治單位的政治意願和民主訴求的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所期求是集體或民主意志的訴求。本文開頭所引的“皇祖有訓”，正是古代先人們在國家初奠時所表現的民主訴求。

“皇祖有訓”包括三層含義：其一，“皇祖有訓”是此政治理念的核心，其意是說夏王朝雖與過去的原始公社有質的區別，但皇祖之訓必須接續和傳承，否則，這不但是叛變先祖，也叛變了賴以支持國家統治基礎的血緣氏族﹔其二，接續與傳承皇祖之訓，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血緣氏族的成員看作是奴隸而實施壓迫，要把他們看作自己血緣家族的成員，敬重之，重視之，愛護之，否則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和支持﹔其三，國家統治者之所以敬民、愛民，就在於民眾是國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隻有鞏固了國家的這個根本，國家才會安寧。概而言之，皇祖之訓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夏王朝的政治生態。古代中國民本思想正是由此發端，深刻影響著后世幾千年。

至殷商王朝，其開國者湯告誡下屬說：“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下。”（《史記·殷本紀》）這就是說，以水為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以民為鏡子可以看到民眾的安樂和憂患，看到國家治理的好壞，民眾是國家的根基，決不可輕漫。《尚書·盤庚篇》也記載殷王之訓小民時說“設中於心”，“中”作帝王意志用，“中”是要把小民放在心中。這是上天賦予自己的責任與使命：“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意思是指君主要為民作主，要關懷和保護民。“惟天生欲，無主乃亂”（《尚書·仲虺之話》）。如果執政者不為民作主，天下就會大亂。由此可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主張，已由一般的告誡教訓變成了指導國家治理的政治理念和原則。

周王朝同殷一樣，把民作為國家的根基，提出治國必須“當於民監”。周人認為“當於民監”即是奉天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這就是說，上天所見，來自民眾所見，上天所聽，來自民眾所聽。天命體現了民眾的意志，奉天命也就是奉民命，把敬民、重民、愛民上升到天命的高度，可見民本主張受到了周王朝高度的重視，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

還值得提及的是，民本主張不僅被周王朝傳承和極力推行，而且敬民、重民、愛民的民本主張也賦予了新的含義。周人認為重民、愛民，即是“保民”，質言之，是“裕民”。何謂“裕民”呢？《尚書·蔡仲之命》曾記述說：“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逸”。“裕民”既包括體察種田者的艱難，也包括同情小民的痛苦，關心小民的生存的要求，所謂“無逸於觀，於游，於田，以萬民惟之正供”即以此指。不僅如此，周人還提出了“敬德保民”，認為保民或者說“裕民”，首要的要求是當政者必須“敬德”，“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周文王之所以稱為愛民的聖君，就在於他能“敬德”，主動修養自己的德性。正因為如此，周王朝能永得天命，得到上天的庇佑。如果像殷紂王一樣，隻顧自己的貪圖安逸，那麼民眾就會咀咒你，反對你，離你而去。“天命靡常”，這不但得不到上天的庇護，與此相反，所得到的是上天的懲罰，從而亡國失位。由此可見，周人的民本主張不僅是一種停留在思想上的觀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進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管理，影響到政治的發展。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國殷周社會的歷史實際，體現了中國文明的特殊發展的道路，也對中國思想史的發生與走向產生了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都對發端於殷的古代民本思想作了多方的闡發，並賦予了新內容。道家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提出執政者要以百姓的心願為自己的意志。墨子則說：“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人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為儀者也”（《墨子·明鬼下》）。意即考察“有”與“無”道理必須以民眾耳目感受和意志為判斷標准。不僅如此，他還說：“愛民謹忠，利民謹厚”，愛民要出於忠誠，給民利要厚重。類似的說法，代表儒家思想的《大學》也指出執政者的好惡要以民為依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大學》從歷史興衰得出了一個結論：“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類似以上敬民、重民的主張，也引起了先秦時期政治家的關注，如政治家管仲即有諸多的論述。他從政中體會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他認為順民心，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予民以實惠，簡言之，是富民，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富民”（《管子·治國》）。富民是否，這是王、霸的分界線，“王者藏於民，霰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管子認為凡被擁戴的君主都把財富給予民眾，與此相反，橫行天下的霸道者則不關心生民死活，把財富給予官吏，如果把財富儲藏在王者的小箱子則將導致殘國亡家。由此可見，所謂訓民心，最重要的是關心民眾的痛苦，是藏富於民，解決民眾的生活困苦。綜上所述，發端於夏而成於殷的民本主張，至周代已發展為一種社會思潮，形成為頗有時代意義的國家的政治理念。

在此理念的形成中，儒家創始人孔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評價為發現了人和人的尊嚴。“仁”學的創立和提出，並不是孔子偶爾所發，而是對中國古代國家所保留的氏族親之愛自然感情基礎上作出的理論上的升華。“仁”字最早記於甲骨文，這是以文字表示原始氏族血親之愛的記載。甲骨文的“仁”字從字形看是“從人二”，《說文解字》注釋說：“獨則無耦，耦則相親”，“仁”的本意是愛人，孔子的“仁者，愛人”即是對原始氏族血親之愛的自然情感的理論化。孔子的“仁”學這在客觀上為化解敵意乃至人類共生共存的和諧社會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礎。

從血緣關系闡發敬民、重民和愛民的民本理論，不獨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孟子亦如此。孟子說：“仁之實，事親也。”又說：“事親，事之本也”（《離婁》）。孟子認為“相親”是仁的本質，“施由親始”，“愛人”不是憑空發生的，也不是外面強加於人的，而是從血親之愛由近及遠發展的。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是從“施由親始”即由近及遠的血緣演化出來的。孟子同孔子一樣，從理論上把原始氏族的血緣親情升華為理論並賦予其普遍意義，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在民眾、社稷（國家）、君主（統治者）三者關系中，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排出了其間輕重關系。民眾是國家的根基，最重要，故最貴。國家的安危和興衰取決於民心，故國次之。君主的統治賴以民支持，故其最輕微。這種民貴君輕思想是對君與民關系的顛倒，在等級特權的社會，可謂是驚世駭俗之語，無怪乎至明代的開國者朱元璋至為惱怒，要把孟子趕出廟堂﹔其二，孟子把原始社會血緣親情從理論上提升為人的固有本性，為以民為本奠定了人性論的理論基礎。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凡人都具有“四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這“四心”構成人類的普遍心理特征，因此，愛人，人與人互相關愛乃是人的一種本性，愛民乃是人的本性所使然，應該如此，隻要是人也必須如此。以上兩條是孟子在孔子之后對民本思想作出重大貢獻的方面。至此，古代民本思想可謂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