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程，男，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2011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朱彝尊〈明詩綜〉研究》。

博士導師：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張三夕

通訊評委：武漢大學教授 王兆鵬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王齊洲

明末清初燦若星辰的學者群體中，朱彝尊以“博綜”著稱，在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樹。作為其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詩綜》一書在編撰旨趣和編撰實踐上不僅鮮明地體現了其學術思想之個性，又與彼時學術風氣緊密關聯：“以詩存史”觀念呼應著清初史學的建設，“宗經”“重學”“博綜”“致用”等旨趣則反映出明末清初學術以“批判”和“承續”為特征的學風趨向。

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應“博學鴻詞科”之試，以一等錄取，授官翰林院檢討，充《明史》修纂官，后因私自攜小吏入史館抄書被彈劾降職，未能繼續參與修史。《明詩綜》的編撰，是其史學編纂思想的另一種實踐。在《明詩綜》自序中，他明確指出此書編撰目的在於“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明詩綜》雖非史書，但是因為入選詩人和詩作條目中有朱彝尊撰寫的詩人小傳和詩話，所以很多史料得以保存，史實如卷六十三譚清海條選錄有譚清海在明穆宗時議禮所上《三大禮疏》，“《實錄》不書，野史失載，故節錄之”，制度如卷八十三太廟時享、太學釋奠、雩祀、升祔等條目對明代的國家祭祀儀式有細致的記載。與錢謙益《列朝詩集》相比較，《明詩綜》更為注重對明末黨錮之士、抗清諸臣以及遺民詩人所作詩歌和生平事跡的收錄和採集。在《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中，朱彝尊對自己這種有意而為的“存史”實踐作了說明：“故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啟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為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

對“詩”與“史”關系的探討，是清初文人學者的重要話題之一。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說：“詩可以正史之偽”。屈大均《東莞詩集序》指出：“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后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錢謙益在《列朝詩集》自序中申明其借詩以存史的編撰旨趣：“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系人，以人系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仿而為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黃宗羲進一步提出“以詩補史”：“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証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籍乎詩也？”（《萬履安先生詩序》）

明亡以后，遺民學者以“存國史”為“后死之責”，史學因此被賦予了深刻的政治意義。黃宗羲在其所撰《董守諭墓志銘》中說：“國可滅，史不可滅”，這也是清初遺民學者的普遍觀念。因此，私家史述成為他們對抗官方政治話語的一種重要形式。黃宗羲認為：“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冠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意在彰顯遺民學者對於史學的參與和建設。朱彝尊曾比較官修與私家史述，認為“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以詩存史”這一觀念可以說是清初遺民學者對於史學范疇的一種刻意延展。遺民學者自覺的歷史撰述意識以及對於“詩”與“史”關系的思考，以求真和征實為治史標准，在理論和實踐的多個方面參與著清初史學的建設。

從錢謙益“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見解的提出，經過顧炎武以“理學，經學也”的命題加以發展，到費密表彰漢儒經說，主張：“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以實志道”，以經學取代理學，回歸漢儒，已成為明末清初的學風所向。黃宗羲說：“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証明於史籍，而后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朱彝尊在學術思想上，也是主張以經學為根本，他明確指出：“然后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經義考》一書的編撰則是其“宗經”觀念的集中體現。這一觀念同樣反映在《明詩綜》中，對於沉潛六經的學者王樵的詩作，朱彝尊有“實獲我心也”的感慨：“方麓研心著書，自言六經畢其四。詩特游藝，然清婉軼倫，當《甔甀》《太函》《白榆》《澹思》叫囂之會，乃聞此雅韻，實獲我心也”。

清初學者對於明人“不學”的批評，幾乎眾口一詞。顧炎武說：“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批評晚明頗有影響的竟陵派：“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之者之病，曰便於不說學而已。”朱彝尊同樣從詩文創作的層面對明人“不學”以致空疏淺薄提出批判：“嚴儀卿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其言似是而實非，不學牆面焉能作詩？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爾則少陵何苦讀書破萬卷乎？……以此知興觀群怨，必學者而后工。今有稱詩者問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墮雲霧，顧好坐壇坫說詩，其亦不自量矣。”宋濂、方孝孺、胡應麟、方以智等人，雖不擅長於詩，但學有根柢，朱彝尊在《明詩綜》中對他們稱揚有加，而於李夢陽、薛應旂等人，朱彝尊則或視其淺薄，或責其孤陋。“重學”作為一種批評傾向具體表現在《明詩綜》的編撰中。

王國維在評價清代學術時曾說：清學有三變，清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晚清之學新。清初學術承續了明代學者對於綜合和統貫的重視以及“嗜大”的學風。就儒學而言，明末大儒劉宗周就一再批評俗學的“支離”，強調譜系和統綜的學術體系，孫奇逢、方以智、黃道周等人，更是注重學問的“會通”。李時珍《本草綱目》、茅元儀《武備志》、宋應星《天工開物》、徐光啟《農政全書》等著述，體現了明代學者對於“博”和“大”的追求。清初學者治學以“博學於文”為風尚，對經史百家之說皆有廣泛的涉獵。以黃宗羲為例，他不僅在史學、經學方面卓有成就，對於天文、地理、歷算、數學等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朱彝尊本人崇尚“博學”，他的學術研究亦以“博綜”著稱，沈德潛說：“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經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魚諸類，無不一一考索。……顧寧人先生不肯多讓人，亦以博雅許之。”《明詩綜》以甄綜有明一代詩人詩作為宗旨，體例結構皆與正史修纂的宏觀布局相一致，在具體編撰實踐上體現出“博綜”的學術旨趣。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初之儒，皆講‘致用’，所謂‘經世之務’是也”，“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其於宗社之變，類含隱痛，志圖匡復，故好研究古今史跡成敗，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經世致用”思潮極盛於清初，而其興起，則早在明代萬歷中葉。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明確提出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其后，復社領袖張溥、陳子龍等人進一步將經世致用思潮向前推進。清初倡導“經世致用”最為突出者，當推黃宗羲與顧炎武，黃宗羲所撰《明夷待訪錄》被后世學者推許為“經世實錄”，顧炎武寫作《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也有著明確的經世致用目的。朱彝尊的嗣父朱茂暉，是明末復社的重要成員，復社“復古致用”的理論主張對朱彝尊學術思想的形成有深刻影響。游幕四方之時，朱彝尊又與顧炎武等倡導經世致用的學者交游頗多。朱彝尊認為，君子之學須見諸行事：“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御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他所撰述的《日下舊聞》、與曹寅合纂的《兩淮鹽莢書》等都是致用觀念的實踐。《明詩綜》旨在“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其中對於顧炎武、黃宗羲以及幾社、復社、應社諸君子的評價，都可見朱彝尊對於經世致用觀念的認同。

朱彝尊《明詩綜》一書的編撰帶有明末清初學風的深刻印記，與顧炎武《日知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著述有著共同的精神特質，積極構建著清代學術的起點，成為我們認識這一時期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