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保護神聖馬可的象征——聖馬可飛獅
布克哈特在其文藝復興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第一次將政治統治上升到藝術的高度,意大利地區各國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在他看來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和老謀深算的一種藝術工作。不僅如此,布克哈特更將這種藝術工作上升到精神文化層面上,認為正是在這些國家中孕育出了“近代歐洲的政治精神”。他的這一論斷成為文藝復興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經典范式,后世學者從這一理論出發,對這一時期意大利地區各類型國家的統治藝術進行了豐富的個案研究。其中,威尼斯城市共和國自詡“完美”的混合式貴族寡頭政治體制和一套計算精良但運作極其復雜的統治方式,使其成為最長壽的城市共和國。同時,它富裕繁華的城市景象、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也為當時歐洲各國所仰慕和向往。威尼斯獲得的種種聲望,以及對此進行的諸多(自我)闡釋,最終演化為一種意識形態——“威尼斯神話”。
中世紀晚期,威尼斯從一個濱海貧瘠的不毛之地一躍發展成為整個西歐最為富裕的城市國家,一種將其發展歷程和共和國富裕強大形象“神話化”的思想意識也隨之孕育而生。15世紀末16世紀初,威尼斯共和國的國力和國際聲望達到頂峰,這套“神話”理論也在貴族統治者和人文主義者的共同推動下,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不僅威尼斯共和國獨立自由的國家形象被宗教化,上升為上帝神聖的旨意﹔更從政治體制、統治方式和貴族階層自身的德行等方面系統闡述了威尼斯貴族寡頭統治者的政治統治藝術,認為威尼斯共和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國家的強盛繁榮和社會長期的穩定與和諧,一方面是源於其“完美”的政治體制,以及這套政體在運行過程中所秉持的民主與公正的理念﹔另一方面則是貴族統治者本身所具有的勤勉、審慎,以及以國家利益為重的自我犧牲精神。
“威尼斯神話”對其“完美”的貴族政治體制的塑造與表達,在文藝復興時期經歷了一個尋找其古典政治起源和神聖化的過程。13世紀末,威尼斯確立的一套封閉的世襲制貴族政治將共和國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排除在了政治生活之外。為了確立其貴族政治的權威和讓民眾普遍接受這種“少數人”的統治,威尼斯的貴族統治者們從政體構成的起源和理論來源兩方面進行了闡述。其中,人文主義者在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5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本納爾多·居斯提尼亞尼在《威尼斯起源史》中將羅馬帝國的偉大人物視為威尼斯人的祖先,認為是上帝將躲避戰亂的他們指引到威尼斯,並依據羅馬共和制政治的傳統在威尼斯重建了其統治體系。這樣一來,威尼斯的貴族政治就從起源上找到了與古典羅馬政治之間的聯系。但古典希臘和羅馬的異教徒色彩在虔信基督教的威尼斯人看來,並不適合用以解釋其貴族政體穩定與恆久發展的原因。為此威尼斯的人文主義者借用宗教傳說,將其貴族政治體制神聖化,認為這套體制盡管繼承了古典共和主義的政治模式,但它是建立在“殉教基督和聖徒的鮮血之上”,是上帝為其選中的城市所安排的完美的統治秩序,因此將永恆而不朽。
除此之外,“威尼斯神話”關於其貴族政體之所以“完美”的經典表述還在於其融合了古典亞裡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政治思想,創造出了一套權力平衡的混合式政體。人文主義者吉安喬爾喬·特裡希諾認為威尼斯不僅成功地從這一貴族政體中剔除了具有破壞性的民眾因素,而且將君主的權威與貴族政治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是“上帝恩賜的杰作而非人類智慧的產物”。
威尼斯“完美”的政治體制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也充分發揮了混合式政治體制的優勢。通過民主投票選舉的方式和設立專項執行委員會的制度,實現了貴族政治統治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和公正性。首先,威尼斯的各政府機構,上至中央政府核心部門,如總督、元老院,下至基層教區的管理部門,其官員全部由匿名投票和抽簽的方式產生,並且任期不長,短的僅三個月,長的也不會超過一年(總督除外,總督為終身制。但當選的總督一般年事已高,因此在位時間並不太長)。同時,為了避免某一貴族對特定職位的長期把持,這套選舉方式還規定貴族在其政治生涯中,同一職位最多隻能當選兩次,且不能連任,這樣就從制度上避免了某一或某些貴族家族的政治壟斷和專權。但貴族政府各部門機構官員的經常性輪換變動也會導致管理方式的差異,以及政策執行的不連貫性。因此,威尼斯貴族在實際的統治中會依據具體情況設立專門的執行委員會來進行管理,如十人會議。這樣的統治方式就保証了在民主公正的前提下,政府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威尼斯神話”中關於貴族統治藝術的另一個經典表述是關於其貴族統治者的高貴德行。在他們看來,貴族統治階層勤勉且充滿責任感意識的公共服務精神是這套“完美”政體發揮效用的基礎和前提。由於威尼斯的貴族從出身時就注定了其在將來必須投身於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周全的政治智慧和審慎的處事作風就成為“威尼斯神話”所宣揚的一項重要的貴族德行。除了謹慎的處事方式之外,“威尼斯神話”將國家責任感也作為貴族德行的基本要求。
“威尼斯神話”對於貴族德行進行宣傳和教育時,另一個被反復提及的主題就是威尼斯的貴族為了共和國的利益而犧牲其個人利益。他們有義務全身心地投入到為國家服務的事業之中﹔他們不能拒絕任何一個公共部門的職位,哪怕再小的官職也是為了給整個共和國謀福利﹔甚至在處理某些事務時,貴族們也必須冷酷、無情和背信棄義,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祖國。威尼斯貴族所具有並宣揚的這種對共和國忠誠與強烈責任感的熱愛之情,使其政治聲譽在文藝復興時期享譽整個西歐。
總之,“威尼斯神話”這一意識形態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對威尼斯城市共和國國家形象的一種塑造和宣傳,但核心實質是闡釋其貴族政體和統治方式的優越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約束貴族統治者言行的道德標准,展現了文藝復興時期一道獨具特色的政治統治藝術風情卷。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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