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藝學家賈芝。 資料照片

開欄的話

理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自信和思想成熟的表現。建立理論自信，是理論界、知識界的歷史擔當，也是實現偉大中國夢的重要條件。而唯有堅持實踐出真知，深入實踐、扎根一線，才能真正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才能讓理論真正閃耀自信的光芒。本報今起推出《理論自信·學者風採》專欄，報道一批賈芝這樣的專家學者，敬請讀者關注。

2012年12月12日，一輩子隻能遇到一次的數字。他迎來了自己第100個生日。

賈芝，成就卓著的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他不僅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開拓者、奠基人，而且是我國民間文藝界唯一健在的世紀老人。他一貫注意挖掘民間文化資源，為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的興起與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草根學者”的理論自信

在長達80年的學術生涯中，這位自稱“草根學者”的大家，始終堅守民間文藝陣地，積極致力於學者與民眾的對接，書齋與田野的對接，民族與世界的對接。

一位基層民間文化工作者曾對賈芝說，“你們做研究的，都是把民間活潑潑的活魚晒成魚干再去研究”。這話強烈地刺激了賈芝。因此，賈芝的研究從來就不在書齋裡，而是堅持實地調查採錄。

賈芝說：“民間文學是民眾的文學，研究首先必須做到與民眾對接。不是僅僅把他們當作研究對象，而是與他們融為一體，完成心與心的交流，這樣採錄的作品才可能保持真正的原生態，這樣升華出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而更具學術價值。”

他給自己定下規矩：群眾來信，每信必回﹔群眾求助，有求必應。“那時候，我們家就是全國民間文化工作者的接待站。”賈芝的夫人金茂年笑著說，“每天至少五六撥人，最多的時候一天有十幾撥。來的人，都管飯，有的還住在家裡。”

“我是草根學者，用的也全是草根方法。”賈芝不喜歡從理論到理論的研究方法。他絕少涉獵深奧的純理論探索，論文大多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正是這種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的“草根”研究方式，使他的學科建設具有更加絢麗多彩的活力。

“半壁江山”的拓荒之路

“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這是共識。然而，時間倒退幾十年，這卻是個具有開創性的提法。

率先提出這個理念的，就是賈芝。

新中國建立之初，賈芝就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他說：“中國各民族的民間文學寶藏是這樣豐富，而我們的工作整個說來還處於拓荒階段。”於是，在接下來的60年裡，他自覺承擔起拓荒的重任。

上世紀50年代末，賈芝起草並與何其芳一起斟酌修訂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出版計劃》（草案）等3個文件，下發全國。這是我國第一次對50多個民族的口頭文學進行有計劃的普查記錄。從口頭落到書面，把優秀的作品列入文化寶庫，為科學研究提供大量資料，此舉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上具有奠基和開創性的意義。

結合實際工作的經驗和需要，1958年7月，他提出著名的16字工作方針“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沿用至今，影響深遠。

三大史詩的生死搶救

上世紀50年代，各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理論和作品的文字版鳳毛麟角，在許多地處偏遠，尤其是沒有文字的民族中，更幾近於零。賈芝適時提出“搶救”的口號，以“三大史詩”為龍頭，各民族的民間文學搜集工作全面鋪開。

中國三大史詩指的是《格薩爾王》(藏族、蒙古族)、《瑪納斯》(柯爾克孜族)、《江格爾》(蒙古族)。作為口頭流傳的文學，史詩內容大多存在於民間藝人的頭腦中，而能演唱史詩的，多為老人。賈芝曾訪問過一位扎巴老人，他能完整地說唱《格薩爾王》。可遺憾的是，在聽完扎巴老人演唱《格薩爾王》不久，賈芝卻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

“搶救”，生死搶救，刻不容緩。他與3部史詩結下不解情緣。

“文革”期間，《格薩爾王》被打成“大毒草”，賈芝因主持其搜集搶救工作而受株連，挨過批斗，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文革”結束，1978年6月24日，《光明日報》刊發賈芝的文章，聲討“四人幫”摧殘藏族史詩《格薩爾王》，為給它平反大聲呼吁。同年11月30日，《格薩爾王》平反大會在青海召開。

1985年2月，賈芝帶著3部史詩走出國門，參加芬蘭史詩《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紀念活動。在研討會上，他以《史詩在中國》為題，介紹了中國30多個民族的創世紀史詩和英雄史詩，尤其重點介紹了中國三大史詩，還特別介紹了民間藝人還在民間演唱這些史詩的情況。經過調查，賈芝發現在青藏高原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還有不少荷馬式的游吟詩人在說唱傳誦這些史詩。他的發言轟動一時，媒體稱：“中國是一個史詩的寶庫，史詩在中國還活著！”世界學者為之一振，“中國無史詩”的論調從此失去市場。（記者 李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