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三農問題。從階級、階層的角度看，農民有問題﹔從社會、區域的角度看，農村有問題﹔從行業、產業的角度看，農業有問題。總之，與農字有關的都成了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同時還是社會問題。三個問題捆在一起，成了一個重大問題，一個讓人們感到極其頭疼的問題。
三農問題是個歷史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中國幾千年都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新中國明確告訴世人是一個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改革是先鋒，農業成就最輝煌，農民是功臣，國家似乎比什麼時候都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三農問題依舊存在，甚至更加復雜，似乎是個不治之症。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農，而三農問題卻越發嚴重？問題究竟在哪裡？究竟怎樣才能解決？面對封建社會幾千年遺留下的、新中國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和我們前進發展碰到的三農問題。我們看到專家學者、仁人志士，發表了數不清的經典之論和驚世之語，提出了數不清的治農之策和勵農之舉，雖有眾多分歧和沖突，但也不乏共鳴和共識。我們還看到改革和發展的實踐正推動著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城鄉分離向城鄉融合轉變，農民向市民轉變。農村面貌正在發生本質變化、農民命運開始發生根本改變。這使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和途徑。中國的農業、農村正處在大轉折關頭。歷史的進程為我們解決三農問題創造了時代的條件。
特別要說的是，當代中國領導人既有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又有戰略眼光和科學精神。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這是解決三農問題戰略思想的創新和突破。此后不久，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多地關心農民、關注農村、支持農業。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按照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的思想，建立有利於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現代農村制度。所有這些充分顯示出中央領導集體具有重農的思想，也有重農的政策和措施。
本書力求以十六大"城鄉統籌發展"決策思想為指導，並借鑒專家學者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個在城鄉統籌的前提下，有利於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現代農村、農業制度框架。所以要寫這本書，目的是便於人們明確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方向，探討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途徑。由於思想的局限和認識能力的不足，有些看法顯然不很成熟，只是初步的，現階段也不一定能夠實施。但如果其中的一些看法和觀點能夠得到大家認同，對從事涉農工作的人有所啟發，作者將感到十分欣慰。
一
在中國，作為社會主體的農民問題及作為客體的農業、農村問題由來已久。那麼，問題究竟在哪裡？人們對三農問題的根源和實質有了更多的新認識
依作者之見：中國幾千年都以農為本，重農傾向非常突出。但是，統治者一邊重農，一邊重稅，重的是農民的生產力，而不是農民的利益。很自然，越是重農，農民越窮。以索取為前提，以奪農政策相伴隨的重農，對農民不是福音，而是不幸。建國以后，構筑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推行"一國兩策"，歷史上重農和重稅並舉的政策依舊在延續。近半個世紀中，我國一直在沿用１９５８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近年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開展了以減輕農民負擔為宗旨的稅費改革，依然沒有擺脫按人頭、按地畝征收"皇糧國稅"的封建稅制思路。把我國對農民的經濟、社會政策同世界發達國家解決農民問題的政策措施對照比較，不難發現三農問題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經濟社會政策不公平，是國民待遇和公共權利不平等。我們實行區別性政策，農民在資源使用和配置上、在財政、稅收、金融政策上、在教育和社會公共福利待遇上，與其他階層之間存在極大的反差。我們制定了很多要農民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的政策，卻沒有形成讓農民共享國家福利的機制。這在很大程度上傷害農民的感情，影響農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這也是嚴重制約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影響農業效益和農民富裕的主要障礙。
目前中國社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發展不平衡，中國好比是歐洲和非洲的共同體。城鄉之間、東西之間的差距很大。從城鄉看，人口大頭在農村，小頭在城市﹔而經濟總量大頭在城市，小頭在農村。二是社會治理不公，農民政治上的主人公地位，經濟上的市場主體地位，社會生活中的國民待遇，多有缺失。改革開放后，農民創造了家庭承包、鄉鎮企業、村民自治、進城務工等新生事物，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農村基本擺脫貧困，總體實現小康。但是，二元經濟社會制度尚未根本改變，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又面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化的雙重挑戰，改革中創造的新生事物也已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要求。因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需要與時俱進，樹立新的戰略眼光，拿出新的戰略措施。這就是要求我們按照中央提出的城鄉統籌戰略，繼續推進新一輪改革，完善各項政策，確立平等對待農民的法律制度，理順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其他產業、農民與其他階層之間的關系﹔解決農民與其他階層之間的權利不平等﹔解決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發展不協調﹔解決農業與其他產業多元結構之間的效益不平衡。
"三農問題"雖然捆在一起，但卻又不能把三個問題混為一談。
農民問題，主要是國民待遇問題。也有人稱之為人權問題。在中國，農民沒有被看成一種職業，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但農民就不行。我們對什麼市民和農民實行雙重標准，說白了，也是一種制度歧視。作為中國人，處在如此現代社會，面對這種情景，不能不感到汗顏！
農村的問題實質是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城市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聚集了國家的精英人物和大量財富﹔農村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功用就是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又一個重大問題是在農村教育、環境保護、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等等方面，國家既不重視投入，又疏於過問。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村，當然有更多問題。農村的問題並不完全來自農村自身。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受土地和經營規模的限制，又存在不可抗御的自然風險。在中國還多一個"特殊"，就是大多數國家都給予農業大量補貼，向農業"輸血"，而中國卻一直在農業身上"抽血"。改革開放前產供銷脫節，產前產后兩頭在外，農業生產者既無市場交易權，也沒有討價還價權。近年來，市場化、產業化延伸了產業鏈，農業效益有所增強。國家開始考慮進行糧食直補，但范圍和數量都很有限。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既受市場的影響，還受農業結構和資本投入的制約。打個比方，農業好比在"爬坡"，雖然努力往上走，但是，走起來有阻力，很吃力。試圖通過振興農業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改變農民的命運顯然是辦不到的。即使農業創造出人間奇跡，佔總人口60%的農民也不可能通過給4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實現全面的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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